我生平擁有的第一本字典是從香港帶過來的，上海印行的「新字典」，精裝本，好像是民國27年出版，來源不詳。
這本字典幾乎沒用過，因為裡面沒有注音符號，來台後學校講國語，對我這個廣東仔來說，簡直是雞同鴨講，直到父親買了一本字典給我，國語課纔跟上了進度。其實受益最多的是導師為班上訂了一份「國語日報」，字的旁邊都有注音符號，不僅學到拼音，而且從字句中了解字詞的用法，一年後我竟然在該報嘗試投稿。
50年代的小學生未必人人都買字典，因此「國語日報」出版的字典經常是學校的獎品，得到的人感到很珍貴。升上初中，發現有些字找不到，那時每學期都參加作文比賽，最後我在北投火車站的「文友書局」買到一本厚實的「辭彙」，是大中國圖書公司編印。它不僅字數多，而且附有我國和世界大事年表，以及歷代年數表，非常實用，翻閱了30多年，直到內頁脫膠，我纔將它束之高閣。
當兵前我收到一份貴重的禮物，是台灣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上下兩冊），一位鄰居送的。這個朋友隨母親改嫁搬來眷村，讀完國小就在印刷廠當排字工，努力自修升到領班，下班後去補習英文，持之以恆，我和他維持了十幾年的友誼。某日在路上遇到他，說母親倒會不告而別，他和繼父為了還債，祇好把石牌的房子賣掉，不久和妻子遠到美國謀生，再也沒有音訊，我很懷念這個好人。
開始學英文時用的是遠東書局梁實秋主編的辭典，每隔幾年就換一本字數較多的版本，因體積太大，乃改用吳炳鍾編的大陸簡明英漢辭典（聖經紙），便於攜帶，這本辭典在美國伴讀4年多，對它相當有感情。我畢業時，指導教授將借給我的韋氏大辭典（Merriam Webster Collegiate Dictionary）送做紀念，是美國最普遍的版本。回國後的第二年，我發現開始看小字很吃力，原來已經到了要配老花眼鏡的年紀。
梁實秋和吳炳鍾都是英語教學的大師級人物，前者為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曾經擔任過國立編譯館的館長，後者畢業於輔仁大學化學系，雖非科班出身，但英語造詣不凡。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時，曾經向清華留美預科的同學梁實秋借調吳炳鍾為英語秘書，以及美方事務的口譯，官拜上校。因這兩本辭典受益甚多，名人軼事也略知一二。
為了工作的需要，我很喜歡收藏分門別類的字典，林林總總，幾年下來買了不少有關醫學和科技的工具書，後來更大手筆購買大英和大美百科全書，一時汗牛充棟，自給自足。沒想到90年代電子字典已淘汰掉「快譯通」翻譯機，紙本的字典甚至淪為廉價書攤的盜印品，用Google查中英文變得快速，以前買的書幾乎被打落冷宮。
然而，不可忽略中華文化之精深博大，出現過世界上最早的字書。東漢和帝永元11年起，學宮之長許慎共耗費了21年的時光，編成「說文解字」，以540個部首排列，收集萬餘字，為日後字典的藍本。大清康熙55年，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編纂「康熙字典」，逾6年完成，共收錄4萬餘字，音義瞭然，科舉應試皆以此為範本，檢驗錯別字，其影響所及，也傳入朝鮮和東瀛。
這兩部瑰寶流傳至今，可謂文字歷史的豐碑。以前老師教導讀書必須勤查字典，博覽詞藻成語，方能寫出文情並茂，語意通順的佳作，故學生不可不用功學習造句，聚沙成塔。從此查字典學新字新詞，成為我寫作的習慣，不識的必做筆記溫習，寫作也偏好同義字的穿插運用，免得文句流於平淡無奇。
古代自倉頡造字，源遠流長，惟字體的筆劃有少有多。民國24年8月2日，國民政府曾經公佈一批簡體字，共有324字，但遭到學者反對，旋即廢止。一位高中同學曾經在福建讀過書，不小心就寫出簡體字，我們稱他為「紅衛兵」。原來中共在搞文化大革命時創造了兩千多個簡體字，蓋以切割偏旁為字，有的簡化得太離譜。
在美國讀書時認識一些受老教育的中國訪問學者，彼此冒大不韙，交換兩地的報紙看，是我辨識簡體字之始，後來為了閱讀彼岸的科學期刊，我乾脆買一本繁簡對照的字典。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大大方方使用簡體字，星加坡亦如此，在意識型態的言論撻伐下，正統文字之爭，迄今仍餘波盪漾。不過我和中國朋友都有共識，書法之美；唯有繁體字，纔能表現出它的佈局和氣勢。
剛開始教書時，經常打電腦出錯，有些字因唸錯注音打不出來，非常懊惱，於是買了一本「辭源」放在書桌旁，多翻找幾次就加深了印象。有人說何不使用電子字典？回答是從字書裡尋找，比較有古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