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風格分類學」到「科學」的建築史

︽宮殿考古通論︾即是建築考古學方法論的集大成之作。在書中，楊先生進一步闡述了其認識論與方法論，指出科學性的復原對建築史研究的重要性，「建築考古學的核心是復原研究。：：：復原的首要原則在於忠實於遺跡現象；另一點是，古聚落、古城、古建築的復原，需要借助於必要的有證據或根據的科學論證」。換言之，我們可以清楚理解，建築考古學是一門嚴謹的實物復原科學，必須透過理論的辨證獲得新的詮釋；同時，也與一般的人文學科的歷史研究不同，因為「任憑文獻的歷史學方法研究古代建築的演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只有在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建立起可靠的建築史學」。

在這裡，我認為楊先生的見解事實上已經觸及到一個核心的老問題，那就是常規建築史可說是一門「風格的分類學」，以形式主義的風格作為鋪陳建築史頁的主軸，而建築考古學所欲指涉的已經是一個科學性的認識論範疇，一方面透過考古史料復原建築實物，一方面也還原了古代建築在社會文化發展的應有地位。

破解中國與日本上古史之謎

在這本書中，最吸引我的部份乃是關於上古史「崑崙」的論證，以及日本原始神社建築的起源。首先，楊先生旁徵博引，以建築考古學、語言學的知識，指出古籍中所載的「崑崙」即是「干欄」(ganlan)，而「京」就是干欄的原始語音，其形、音、義都表達著原始「明堂」──「社」(奉祀農神)與「稷」(穀倉)。這一論點的提出，除檢證了干欄是上古時期極為神聖的建築形式外，也直接證實了︽史記︾中記載「黃帝時明堂」的正確性。

不但解決了上古干欄建築形式之謎，楊先生把握在日本擔任客座教授的時間，考察了彌生時代的「社」，以鳥取縣羽合町長瀨高濱聚落遺址、群馬縣前橋市鳥羽聚落遺址為例，推論這種原始氏族晚期的「社」(後世日本「神社」的祖型)應是距今四千年左右(繩紋時代後期)從中國傳入了稻作技術與原始的農神崇拜(即為「社」)，到了三千年左右的彌生時代聚落，「社」的設置已然普遍，而「社」的建築形式就是干欄。據我所知，這個觀點的提出，在日本學界造成極大的震撼。因為在過去，日本考古學界總相信繩紋時代與彌生時代的文化是源於日本本土，而非來自中國的影響。楊先生的觀點，徹底翻轉了現有日本上古史的看法，讓許多人啞口無言。

宮殿建築的發展：中國建築史輝煌的一頁

在這本巨著中，楊先生隱含了一個時間的序列，以大量的、嚴謹的資料論證清代以前中國宮殿建築的發展，其中包括我們目前尚不熟知的「南越王和閩粵王的宮殿」、「渤海國上京王國」、「西夏皇帝的陵塔」、「元中都宮殿遺存」、「明中都與南京宮殿遺存」等，這樣一來，完整且豐富了中國宮殿建築發展史的脈絡，也為中國建築史提供了輝煌的一頁。

古代建築史的研究，在楊鴻勛先生以建築考古學的科學方法下，運用了建築學、工程學、考古學、民族學、工藝學等多領域的觀點，大大開展了我們對於消失了的建築的理解，也具體考證了過去史籍對於建築記載的真偽。無疑地，這項工作站在世界學術的尖端，是繼梁思成先生之後，讓中國建築史學界向前邁出一大步的動力。

後記

也許也是受到梁思成、楊鴻勛等知名前輩的感召，我也獻身於建築史學的文化工作。為了讓這座島嶼的歷史文化可以發光發熱，這兩三年來，我率領了一群工作團隊，日以繼夜地工作，一方面讓金門成為我國歷史建築數量最多的縣市，為未來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作準備，一方面也籌劃大型的學術活動，讓世人的目光注意到金門豐富的人文資源。在極為忙碌的生活中，我仍然勉力為金門日報撰文推廣理念，或到各鄉社參加座談晚會推動社區營造。我常這樣問自己，這樣的努力所為何事？：：：：我想，是一種理想的實踐吧。

在這座並不開闊的小島，外地人的我不寄望掌聲或肯定，只求別受到無理與情緒的排擠。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