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陽高照，金風送爽中，於「莒光樓」建樓五十週年慶的次日，前往瓊林參訪「蔡氏家廟」，在幾塊「進士」匾額的光輝互映中，看到了一塊「外翰」匾額，不禁見獵心喜，匆忙抄下匾額上的落款：

上款：鄉進士同安知縣趙汝弼題

下款：正德乙卯授廣東浮源縣訓導蔡林立

回到台北，想到「外翰」，精神就來了。

一九九三年返鄉探親，帶回半本傷殘的族譜「附錄」，在幾篇祖先親友所寫的壽序和墓誌銘中，先後讀到兩個陌生的「外翰」。如：「石溪先生舉於鄉，歷『外翰』而師表吾邑，余贄門牆：：：丙午奉聘粵東鄉闈拔士，取士四名」(按：作者名列第二)；「令大父『外翰』石溪先生，繼是︽經︾(指︽春秋︾)膺己卯鄉廌」等是。經查國內所見各大辭書，均未見收「外翰」，只好轉向「以文釋文」的方法去求索。

首先，族譜「附錄」中有一篇︽安福縣志‧宦績傳︾：「謝生蘭，號自芳：：：祟正己卯舉於鄉，授新城(今江西南城)教諭，造士有方，所拔多登科第。聘典粵闈，薦取得人。著有︽春秋要錄︾、︽怡雲詩集︾。」

其次，他的一位世叔在給他寫的一篇壽序中說：「及余獲解之年，自芳始三歲：：：己卯遂掄魁江右，與余馳驟公車：：：自芳學富而才高，海內師資其文以取甲第成大名者，不知其凡幾人，所謂宇宙文章，莫大乎是者也。」

另外，他的一位官至國子監祭酒的門生，在給他兒子的一篇壽序中說：「君翁大人石溪夫子司鐸余邑，下車觀風，余忝首拔。」

最後，他自己在一篇︿讚曾祖竹園河公遺像﹀中說：「余幸以己卯(一六三九)舉於鄉，殷殷以繼述自任，所冀綰綸佩章，慰我祖靈。無何連困公車，有志未逮。然詩書不誤，沐王家一命之榮，丙午(一六六六)司鐸新城，旋以︽麟經︾校士嶺南，皆賴吾祖培植之庥。」

綜合石溪先生學經歷及事功如下：邑庠生(族譜)，學富才高，以︽春秋︾一經中舉人，歷任縣級小幕僚，教諭(縣學校長)，及鄉試(省辦)︽春秋︾科主考官等職，所著︽春秋要錄︾，被譽為「宇宙文章」，造士有方，典闈得人，所拔多登科第，成大名。

準此以觀，「外翰」的稱號，應是相對於「內翰」而起的。因為，明、清兩代的進士或庶吉士，一入翰林院或內閣做官，都被稱為「翰林」、或「內翰」、或「中翰」，統稱為「內官」。進士出身而外放的，統稱「外官」。又，明朝天順初年，更定下「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成例。所以，對舉人出身的品內或品外的官，就不能稱之為「翰林」或「內翰」。但外官中的部分縣級的推官、知縣、學官(儒學正堂、教諭、訓導)，及鄉試中的考官，又明令從舉人、貢生中選用。換言之，「非翰林」或「非內翰」，做了翰林或內翰的事。再引而申之，「非翰林」或「非內翰」實具有或超過翰林或內翰的才學。惟他們都在「外官」之列，大概就比照「內翰」的位階，尊稱他們為「外翰」？意即「翰林院外的翰林」。不過，這應是交際應酬中的敬語而已。

事隔六年，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三日，︽聯合報‧鄉情(台北)︾刊出陳世局︿從人文精神看蘆洲李宅﹀一文，文中除介紹了李宅主人翁李樹華的簡略生平外，並附了一張「外翰」匾額的圖片，惜未提到「外翰」二字的涵義與來歷。惟依多年來讀報的經驗，這種生僻的古事古物，最易引起識者的迴響。但出乎意外的，竟寂然無聲。過了三年半，以為「李宅古厝」經整修後開放了，特跑了一趟蘆洲，結果仍是「宅門深鎖見無緣」。不久，得台北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曾繼田科長及黃小姐的協助，在一份「李氏古厝修復計劃」中，見到了李外翰較為詳細的生平：

「李祐真，官名樹華，字實其。道光十七年生。邑庠生。光緒六年為淡水縣附貢生，授訓導：：：又三年，台灣巡撫兼提督學政邵友濂，委任安平縣儒學正堂，陞授教諭。同年秋，兼鳳山縣儒學正堂。才二年，乙未之變(按：是年訂定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罷官。」又謂：「曾任台灣地區秀才主考官。」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