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台灣玉山峰頂，就會看見那塊刻著「玉山主峰，標高3952公尺」的石頭；下緣另有一塊方形碑石上平整的刻著：「願　心清如玉　義重如山」。清清淺淺的幾個字，孤峭地守在玉山峰巔。私心自忖，總覺石有所短，義有所長，山石未竟之意，猶待區區寸心！度之再三，頗感我浯島先賢之中，實不乏忠義血忱之輩，其中又以南明兵部尚書盧牧洲為最。

盧若騰，字閑之，一字海運，號牧洲，金門賢聚人，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西元1598)生，思宗崇禎十三年(西元1640年)成進士。初出茅廬就上疏參了時任東閣大學士兼領湖廣督師的當朝宰相楊嗣昌，指其「迷信佞佛」，荒廢朝政。續又與仗權為惡的小人定西侯蔣惟祿、太監田國興等鬥爭、對抗。後不見容於北京，被遣浙江四年，興利除弊，其風骨、識見、才學、手段俱深得民心，當地百姓為他建祠立廟，尊譽為「盧菩薩」。　

　　明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李自成反，京師陷，思宗自縊。南京新建立的弘光政權，徵召盧若騰為「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輔鳳陽，提督操江」，但由於馬士英、阮大鉞把持朝政，上下離心、內外失調，故盧拒未赴任。隆武朝立，委盧以「浙東巡輔」之職，經略溫、處、寧、臺各地。惜王室操戈、文武貳心，盧悲憤不已，疏陳朝廷「十羊九牧，號令不一，恐誤封疆。」，只可惜隆武朝中的實際掌權者平虜侯鄭芝龍專事驕奢、心懷異志，未能勤慎謀國。在大學士黃道周親征而兵敗殉難後，緊接著紹興也失守，清軍侵逼溫州，盧若騰與守將總兵賀軍堯死守平陽，可惜糧草斷絕，援兵無著，溫州百姓人心浮動，盧泣而諭之曰：「必欲降虜，幸先殺我！」，繼而率師巷戰，腰、臂中箭，後為靖海營水師所救。　　西元1646年，唐王兵敗閩北長汀。盧若騰得知後，悲憤難當，投水自殺，被救。定虜侯鄭鴻逵將他召回福建。但盧隨即又潛回浙江寧波，圖謀舉兵，無奈清兵勢盛，盧只得再回福建。旋與郭大河、傅象晉等於曷山起兵，圖取武安，但又因糧草斷絕，出師不利。此後，明室更不可為，盧與葉翼雲、陳鼎由晉江轉入廈門，再偕同王忠孝、沈宸荃、曾櫻、許吉璟、辜朝薦、徐孚遠、郭貞一、紀許國等人，回到故鄉金門賢聚故宅居住，自號「留庵」。一直到東渡台灣途中，於澎湖病故，彌留之際，仍留下遺言，要求在墓碑上題「自許先生」，其以明之遺臣自居，風骨磷磷，至死不渝。　

　　這麼一位忠藎義忱的愛國者，治學勤篤，詩文評論俱有可觀之處，但著作或付之祝融，或遷徙散佚，留傳至今者，十不及一二，殊為可惜。民國四十六年，賢聚後裔處尚存有︽留庵文集︾十八卷，︽留庵詩集︾二卷，︽島噫集︾一卷；後為編纂︽新金門志︾之許如中攜走盧若騰「留庵文稿」後，今已不知流落何方，若有鄉親故老或文史前輩略知其情者，望能就書之可能去向點撥一二。　　談到盧若騰的詩觀，必得回歸到儒家道統。宋元明三朝，閩粵贛東南諸省，多少都有受到朱熹主簿同安的影響，當時，地方書院比較普及，主要為講授四書五經，朱熹之著作中亦有關於四書之通解者，他畢生致力講學，被奉為儒家正朔。金門時屬同安，受朱子影響乃是必然，故對於讀書人而言，儒家的傳統價值觀自然也就成了立身處世的根本。盧若騰服膺儒學，可謂終生奉行不渝。在他六十三歲的庚子年元旦(西元1659年)，他曾作詩云：「鬢髮星星白欲勻，懶隨里社慶新春；拙招俗擯終須拙，貧畏人知故未貧。蝸角厭觀蠻觸國，蝶魂忘記牧君身；老莊大易一般旨，羞學小儒席上珍。」在他看來，老、莊、周易的旨趣大致相同，儘管有許多讀書人趨之若鶩、視為珍品，但盧若騰卻是羞於隨之起舞。在盧若騰的精神世界裡，「詩格」(或「文格」)與「人格」是必須高度統一的。由於儒學的浸淫、默化，讓他的道德畛域黑白分明。在︽駱亦至詩集序︾中，他特別爰引唐朝大詩人王維為例：「王維，是因詩而著名於世的；安祿山造反時，他曾就任給事中的官職；在安祿山于長安凝碧池的款宴上，被迫上場表演戲曲的梨園子弟相對而泣，曲不成調，安祿山大怒，言有淚則斬。宮廷樂師雷海青，因為當著安祿山的面，舉著琵琶奮力往地上摔，且面向朝西放聲痛哭，因而在試馬殿前被肢解示眾。王維聽聞之後，乃作詩表達哀痛之意。亂事平定之後，他被判下牢獄，但由於之前曾有過寫作哀慟之詩，因此得以被輕判貶官為太子中允。假若當時王維不會寫詩，則各職等百官依情節輕重論罪時，王維即便未獲死罪也定會被判放逐。王維既有受命於反將而任官職的事實，在自己的忠貞上留下汙點，雖然曾作過哀慟悼念的詩，但內心是否真的哀慟，其實是無法得知的！王維在被貶太子中允後，又三次累遷，官位升至尚書右丞相。而︽唐史︾所記載的忠義列傳，卻遺漏了雷海青而未加記錄。這不只是人主在賞罰上有欠公允，對於史官褒貶臧否人物也於理不通，千百年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啊。從王維開了這樣不好的先例之後，後代那些心懷貳心的人，於是都利用詩歌文墨作為自己的護身符。」　

　　「利用詩歌文墨作為自己的護身符。」無疑的，這句話生動地指出了試圖以文采掩飾人性的荒謬及其可能性。如果，詩文的詮釋沒有合理的邊界，則人性的鍛造也未免太過輕巧、容易。誠如盧子在駱序中所言：「整個京城，身陷於滿虜之手，有人伏藏不出以表明心跡，有人則奉承諂媚、卑躬屈膝。至於他們所鋪陳的文采、傳唱的詩韻，則大抵都是充滿了哀怨愁苦與辛酸，可以說是滿紙忠義。但是，稍微有點識見的人，必然不會只看其表面的詩文而忽略他們遭遇變故時安身持節的應對始末。由此說來，是人的品格提升了詩的價值份量，而詩文的好壞又怎能提升一個人的品格呢？」　　

　從盧若騰對於雷海青與王維的褒貶評價，可以清楚看見在盧子心目中「詩格」與「人格」的輕重。在秦朝末年，韓信破齊，田橫自立為齊王，漢高祖劉邦登基後，田橫率領從屬五百人逃至海島，高祖派人招降，田橫等不願降漢稱臣，遂自殺，其餘五百人也都相隨自殺。關於田橫等殉國的海島到底在哪兒，後世竟起了爭論。在︽許而鑑詩集序︾中，盧子說：「歷史記載田橫和他的部下五百個人，避入大海的小島中，後世以義舉傳頌。今考據︽萊州志︾，說該島在山東即墨縣的西北邊；︽登州志︾則說該島在郡城的北邊；︽淮安志︾說該島在海州。只不過是一個小島，就有萊州、登州與淮安三個地方搶著說該島為他們所轄屬；他們所爭的並不是那個島嶼本身，而是爭『義』這個名聲。」

田橫之事至今都已經二千多年，而後人還爭搶著攀附其名聲，於盧若騰看來，「忠義」之尚未泯滅於人心，可知也。在︽丘釣磯詩序︾中，他再一次肯定了這樣的精神價值。「我們同安的丘釣磯先生，在宋末元初即以其人品著稱，在政治清明的時代，其立論就已有定位；位列於被奉祀的鄉里賢士，而且還配祀在同安朱子祠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