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走過的留下痕跡
──陳長慶《日落馬山》讀後
其次,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性中的「性」的問題。惟在我們的文化中是忌諱談「性」的,尤其是幾十年前的金門,仍是個謹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禮教社會。但是,軍方卻在「朱子祠」的附近搞起「軍樂園」來了,其後,並發展成「連鎖店」。而那些「野草閒花」,不但經常出入民間的公共場所,甚至還勾走了一些在地男子的魂,製造了家庭糾紛。這對金門的民風而言,當然是一種嚴重的挑戰與破壞,但因百姓處在戒嚴的軍管時期,而軍方也確實在用血肉汗水保衛並建設金門,百姓只好忍諒了。可是,當「社會部」推出後,接著又有沈氏母女的私娼(均屬事實),他們就不能再忍諒了,因而高舉抗議的大旗,逼得軍方不得不分別予以撤銷與取締。
偏偏,承辦那些業務的就是在地的「陳大哥」,他處在那個矛盾衝突中,角色非常尷尬,因而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第九章)的喟嘆。不過,他秉持的「人性觀點」則隨處可見。
例如:當他奉命籌設「安岐機動茶室」時,他想到的是官兵們為了國防民生,「不眠不休,日夜趕工的辛勞」,以及「官兵性的需求」。他開辦「社會部」時,想的也是「為解決無眷公教員工之性需求」,因為他們「大多數是從軍中退役轉任的老芋仔」。他在安歧排解完老士官和侍應生的糾紛,目送老士官離去時,他「心裡卻有一份無名的愧疚感」,且想到那位老士官「先前他是懷抱著滿懷的喜悅和興奮走進茶室的,而此時猶如一個孤單的老人,在黃昏暮色裡踽踽獨行。他將走向何處?許是沒有親情溫暖的軍營。」而當「社會部」結束後,他說:「若依價值觀來認定,是得不是失;但若依人性的觀點而言,對那些無眷的公教員工則有失公平。」又說:「許多人經不起長期的性壓抑,一旦到了某一個年齡,會變得怪裡怪氣,甚至有戀童的癖好或變態的傾向,替社會製造許多問題。」山外茶室發生事故後,他對某些侍應生「以感情做幌子,以生命做賭注,以為那些老士官成家心切,善良好欺,想盡各種辦法和手段,詐取他們數年來省吃儉用積聚的革命錢財」的事提出警告。而在馬山事件發生的前後,他分別對孫某及自己提出了看法和檢討:「如以人性的觀點,這種人值得同情」;「如果那天我能理性地跟那個老北貢溝通,好言相勸,事情或許會有轉圜的餘地」等,可說在在都是人性的關懷。
不僅對老兵如此,他對侍應生也有生活面的人性關懷。他不止一次地提醒著:「人世間並沒有天生的妓女」,「每位侍應生的背後,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他讓沈氏站出來訴苦:「不做這種事,我們母女能做什麼?誰給我們飯吃?誰給我們飯吃?」尤有進者,他還借安岐事件說出「其實這些侍應生也是蠻可憐的,為了要多賺幾文錢寄回台灣養家活口,來到這個炮火下的戰地出賣靈肉討生活,有時情緒較不穩定,的確需要客人的包容和同情」的話,更是令人動容。所以,王蘭芬也讚美「陳大哥」「有一副菩薩心腸」(第五章)。
總之,這些「菩薩心腸」的人性關懷,雖是作者的潛意識的反射,但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代表了金門絕大多數百姓對「軍樂園」的忍諒心態,自然也是作者創作目的的一部分。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