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月，有很多機會談我的新書（詩經國風英文白話新譯）。

從二○○二年六月開始到二○○八年五月出版，整整六年，對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這是一段多麼漫長的歲月啊！

魯迅曾說，一般人出書是「流產」，他自己出書是「打胎」，而我這本書，懷胎六年才生出來，可算是不折不扣的「難產」了。其實，比起我的老曾祖賈島，還是快多了。他老先生「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這是說三年只寫了兩句詩，每讀一次都感動得流淚，這雖是詩人的誇辭，也道出了一個詩人「酸甜苦辣」的滋味。我自己六年寫了九百多句，吟了何止千遍，流淚何止十斗。當然，翻譯應該比創作快些，對我卻不如此。我曾出版過五本散文集，每本都不曾超過兩年。

譯完這本書時，曾拍額長嘆，對妻子宣佈：「我這一生作了兩件大工程，一是我的博士論文；二是譯完一百六十篇國風。」

為甚麼難產呢？簡單的說，一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二是低估了工作的難度，兩者都不可原諒，何況這樣說也太籠統。事實上我只花了三年半的時間翻譯，譯完後，碰巧生了一趟病，枯坐病房，每天嗅著醫院特有的防腐味道，身體不適，頭腦卻異常清醒，妻子把我譯稿送來，仔細再讀一遍，才發現有若干篇的「詩味」給弄丟了，詩之所以為詩，一定要有詩味，於是決心重新校正。出院後，立刻邀請了我的好友亞諾爾教授和我的妻子雪瑞幫我修正英文部分。亞氏是比較文學大師，在大學教現代詩二十八年，精通五種語文；我妻子是畫家，也善於寫作。我又請了金門資深媒體人李福井先生幫我校正中文；文藻學院的老師鄭惠雯小友，替我打字整理，特別是標點符號。如此半年的孜孜努力，終於完成了修訂全稿。當初的計畫是送去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行，但幾經商確，他們拒絕了。接著是與美國的哈佛大學出版社連絡，他們在電話上告訴我說，他們複習人士對這本譯稿評價頗高，但這種書可能只賣800本，不能賺錢，他們猶豫不決，而且又把我譯稿遺失了。

與台北書林出版社二ＯＯ七年簽約，一年後出書。過去兩個月我常常帶了這本書，像牽著六歲大的小兒，步行於林中，徘徊於山坡，喃喃兒語對話，看滿天晚霞的變幻，禁不住長嘆：「只是近黃昏」了！未來一年，我預備全心全意推廣這本書，希望為交通古今文化、中西文化，有一點小小貢獻。

四十五年前，我在華盛頓大學讀研究所，夏天在星期五港海洋所作實驗，與一位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相識，他年輕的妻子，笛笛，是該校遠東系的一個博士生，她的論文題目是白居易的詩，晚餐後我們常常一起討論唐詩及中國古典，那時我正在翻譯「道德經」，作為課外活動。夏天結束後回到西雅圖校本部，在一家書店中買了本林語堂英譯「老子」，讀完後才知道自己程度太差，翻譯的夢忽焉破了。

夢雖破，但沒有成灰，四十七年後譯完了國風一百六十篇，是始料所不及。在另一條路上，圓了另一個夢。

老子的哲學是天道，源於自然。老子說天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繞了一圈，又回到自然，所謂「天道循環」，此之為也。詩經又何嘗不如此，詩人響應「自然」的韻律，唱出優美的歌，舞成優美的舞，把歌和舞再還給「自然」。

七十年前的一個慘綠少年，如今垂垂老矣。少年與老年，心情與體能頗相似，也是個圓。沒有當年譯道德經夢的破滅，說不定也不會有今天譯國風的「難產」。這豈非又是一種循環？

過去六年雖然困難重重，但從來沒有灰心失望。最大的鼓舞是當我完成一篇詩的翻譯時自覺與作者的初願相近，把他（她）們的聲音用白話和英文再還給他（她）們。這種與古詩人說話的大喜悅，像一陣春風，把一切勞煩吹的煙消雲散了。

工作的樂趣，是不是能作自己喜歡的事？

（賈教授訂於10月25日在文化局演藝廳演講，講題『自然與文化相遇—從草木鳥獸蟲魚，認識《詩經》新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