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高行健先生：您對小說藝術的看重，似乎更勝於小說的『社會功能』。對於那類─社會使命感強烈的作品，你怎麼看它？」
─李潼的字條（2001，宜蘭）
　為了準備三月份台北胡思書店胡思人文講座為我安排的《我的文學館：閱讀、書寫與收藏》，以及《文創達人誌》推出文學館特輯，我一頭栽入了資料堆摸摸索索，資料匣中跑出一張用鋼筆遒勁手寫字條，定晴一看，小說家李潼（1953-2004）的筆跡。我想起來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二○○一年十月三日赴宜蘭蘭陽別院作「靈山講座」，李潼一口氣遞來四張紙條，要我替他「請問高行健先生」，關於「小說藝術」與「社會功能」等提問。我心嘀咕，人在現場的他怎不自個兒發問？我非小說家，字條內的問題亦不似我關切的文學議題。我還是心虛地舉了手，卻沒被台上的高行健目光掃到。我「沒收」了李潼的字條納入「我的文學館」收藏。如今李潼已大去，讀其字條如見故人，也重溫那個與大師對話的文學午後。
一九八八年初春，正投入書訊雜誌編務的我，與文學老友龔鵬程、林景淵到日本旅行，我們稱之為「文學散步到東瀛」，第一站就來到青梅市的吉川英治紀念館。以《宮本武藏》巨著知名的吉川英治（1892-1962），辭世那年，我剛降世，看到他的紀念館內，陳列生平各種著作四百一十一本、手稿、寫作年表、書畫、文物資料、生活照片、獎章、家書、族譜、戶口謄本，甚至生前一小片瓦都被小心保護於庭園一隅供人賞玩，還有臨終前的書房擺設──筆、墨、放大鏡、使用工具書翻置的頁數，以及穿過的和服等都被時間停格真實留駐。
二十多年前的日本文學之旅，走過吉川英治紀念館，帶給我很大的視覺與心靈閱讀震撼，日本國是如此認真、真情對待一位作家，處處有文學館。台灣？我們遲至一九八三年才有第一家民辦的平民文學家紀念館「鍾理和文學紀念館」，二○○三年才誕生官辦的「國立台灣文學館」；日治時期重要作家楊逵的文學紀念館，也必須等到二○○五年才落成。
說到楊逵，緣於國中國文課本收錄他的〈壓不扁的 玫瑰花〉，讀得入神，又至書店買他的《鵝媽媽出嫁》作延伸閱讀，寫了篇讀後感刊登在《台灣新生報‧愛的天地版》，楊逵開心地簽名寄贈了本林梵主編的《楊逵畫像》給人在金門、少年的我。一九八○年，我渡海到台灣的第二年，在台中編採社區報，多次到東海花園探訪老園丁，其中一回是光復節那天，與到訪的聯合副刊主編弦、作家丘彥明、彭碧玉、黃武忠，一道和楊逵在東海花園慢跑，攝影的陳栩椿按下快門，後來這張照片刊登在《聯合文學》第八期並收在弦的《弦外之音》書中，化作我一段與老作家珍貴的文學影像記憶；一九八○年耶誕節，楊逵、洪醒夫與我同坐一排，在台中殯儀館送別曾在烈嶼當兵、寫《鹿港三百年》英年早逝的尤增輝，不到三年時間，我又先後送走了寫《黑面慶仔》的中壯小說家洪醒夫，以及未及在東海花園打造文化館的楊逵。
還不到，也可能達不到吉川英治、鍾理和、楊逵等家作有人替他們打造文學館的地位和高度，但在心理，早已搭建了座「我的文學館」，它不是硬體建築，它是一種文學物件結合閱讀、書寫軌跡的心靈構築。我保留了從國小至今的每一本日記，日記中記錄了家族、村內、島上大大小小事件，以及讀過的書、互動過的金門、台灣作家，甚至貼滿了剪報、圖案；我收藏了數千件作家的書信、手稿、影像、簽名書；我也保留了諸多作家隨興畫贈的紙板、酒器、藏書票，洛夫的〈水墨會微笑〉、黃春明的〈嘮叨菩薩〉、李昂的〈美麗的女鬼〉、林文義的〈秀才人情紙一張〉、龔鵬程的〈坐對忘年〉……。
「我的文學館」，跨越三十載時空的「私房收藏」、「自我構築」，一切是從個人的閱讀、書寫領域的情感出發的，透過它們，照見了我和我們這一代的文藝青年、文學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