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唯在變者！」今日之世局，不正昔日之史事？尤其是身處轉捩時期之金門，重溫史事，更有其深層之史觀意義。且以清末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之史事，反思金門之未來。
清末咸同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英法聯軍之役後，深覺近代技術的重要性，呼籲「師夷長技以制夷」，進而展開派遣留學生、製兵器等洋務運動，希冀重現「天朝」之聲威。但因積弊過深、財力不足而告失敗。該運動持續了近35年，較日本明治維新提早七年，本運動又稱自強運動。
由於曾、李、左諸人，都曾在剿滅太平天國中，親睹外國「船堅炮利」的威力。面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毅然於咸豐十年，在恭親王奕訢主導下，推行了一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運動。但其結果是甲午一戰，中國敗北，洋務運動失敗，埋下辛亥革命種子。
中國和日本在19世紀中幾乎同步進行西化改革；但中國失敗而日本成功，深入研究可以發現：從古今中外歷史上看，變法成功，必須具有「革命性」、「制度性」、「持續性」的元素才能成功。革命性就是「除舊務盡」；制度性則是「全面法制化」；而持續性就是「一以貫之」，而關鍵就是「強而有力的權力支撐」。如「商鞅變法」，因自秦孝公以後，均以商鞅變法為國策，終而統一中國。反觀王安石變法，雖有宋神宗支持；但宋代行儒家思想，欠缺法家的「革命」性格，且有宋一代，尊崇知識份子，而知識份子自主性高，王安石縱有「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的魄力，也難挽獨木難撐大廈的宿命。且以此來分析中、日變法成敗原因：
首先是既是「除舊務盡」的目標，日本是人人欲除的「幕府」，進而將希望寄託在「天皇」。且為了「除舊務盡」，自然願無條件接受天皇的集權以完成革命。但清庭是由上層社會之名臣所倡導，不可能以形同「造反」的雷厲手段來完成革命，只能著手於「船堅炮利」等枝節上。
由於只能著手於「船堅炮利」等枝節，即不可能有「制度性」的變法，註定失敗的結果。尤者，關係變法成敗之「強而有力的權力支撐」，日本來自於具神格之天皇，且一以貫之，加上有留英背景，個性強悍，素有「明治憲法之父」之稱的伊藤博文協助下，兩者宛如厲行法家思想的秦孝公之於商鞅。而中國變法權力來源是怯懦無權的光緒帝，真正掌權之慈禧太后，對變法的態度，我們甚至可以斷言，慈禧對變法之態度，僅止於給於那些「中興名臣」顏面而已。如此的權力結構，怎不失敗？
史學家黃仁宇曾言，自強運動失成敗之原因，在於西方資本主義重效率的習性，與中國儒家凡事中庸之態度迥然不同。正印證了本文一直強調的：法家強權的革命性格才能成功之立論；就如同厲行「軍國主義」的伊藤博文一樣，習性早已決定了成敗，能不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