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中華文明為一種既古典又創新的文明體系，一脈相承，卻又與時俱進；系出同源，卻又在各地形成豐富多元的內容。其核心價值，不僅在歷史上廣泛地成為東亞社會主要的思想脈絡與文化秩序，今日，在全球化的機會與挑戰下，仍然具有高度的現實意義，可以跨越國族的邊界，幫助我們建立文化主體性，並提供特色發展的機會。
以漢人為例，自中原南下的移墾歷史，使得文明的厚度愈加鮮明。西元第四世紀、第八世紀等數次中原世家大族南遷，在地化的結果，特別是當地原住民族的融合之後，發展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及方言群，從福州、興化、泉漳、潮州、廣府到客家，百花齊放，各具特色。11至13世紀，泉州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大港，曾被馬可波羅譽為「世界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空前繁榮。城內除留下昔日穆斯林的清淨寺（伊斯蘭教堂）遺跡外，也有不少阿拉伯人定居下來，與當地人通婚，日後並以漢人為本，建立宗族，泉州陳埭丁氏即為一例。
14世紀以來，隨著對航路的進一步熟悉，官方的船隊與民間的海外貿易隨即開展。隨著閩南、客家、潮汕、廣府、海南、山東等地華人的跨境流動，在海外建立了不少的華人聚落，中華文明有了再一次的擴散，包括西班牙殖民時代馬尼拉的八連（Parian，墨西哥語市場）、日本幕府鎖國時期的長崎唐人屋敷、荷印時期巴達維亞（雅加達）的唐人街、英屬海峽殖民地、韓國仁川中國城等地，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中華文明在當地落地生根、調適發展，進而演變多元的文化面貌。這些華人並不同於歐西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經營，他們與當地民族和平共處、交往通婚，不論是貿易商人或苦力階層，對近代東亞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貢獻極大。
1990年代杜維明所提出的「文化中國」理念，以「邊緣即中心」來描述這種「禮失求諸野」的現象，以及頌揚中華文明的多元發展。東亞社會也正因為華人僑居或移民的歷史過程，成為不同文明對話的場域：長崎有著荷蘭船隊與唐船貿易的交集；檳城與馬六甲因華人、馬來人的通婚，形成峇峇（Baba）及娘惹（Nyonya）的土生華人（Peranakan）文化；菲律賓的華人及當地人的混血兒---米斯蒂佐（Mestizos），也發展出精緻的生活方式與物質文明。當然，臺灣的漢人也因為和原住民族的互動交融，發展出璀璨精彩的臺灣文明。
海外華人在各地所建立的會館、祠廟、義山（公共墳山）、學校等機構，一方面作為世俗社會組織及其互助的一種凝聚機制，一方面也是中華文明傳播的載體；同時，它不僅是包括儒學思想、漢語文字等層面的海外移植，也有民間文化的層面，包括佛道信仰、地域文化及其認同。這些豐沛的文化生命力，在各地華僑華人社會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作為僑鄉的金門，實應找回歷史上多元文化發展的開放性，確立自身文化的
主體性，並以接納、轉化、創新的心態，面對全球化的情境，形成當代具有普世價值的新金門文化。而新金門文化的確立，對於社會型態、文化素質、教育事業或觀光旅遊的層面的總體發展，將有極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