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烏開戰以來，諸多所謂專家者流，發布一些自得的「分析」，看在稍有理性學者眼中，豈是竊笑而已；但在此間政治氛圍下，尤其是對國際局勢長久以來之「漠視」，此結果早已料及。從學理上言，此種無知之氛圍，實涉及到理性與自由等思維所致。
理性思考，一直是西方思想的傳統，不僅自然科學的成就，整個現代西方思想如民主與科學及倫理等，都是基於理性觀念上。但到了二十世紀六○年代，卻發生了理性爭議（rationality debate），最初是緣於少數人類學家，他們發現原始民族也自有一套「理性」觀念，雖與西方不同，卻也能自成體系，因此懷疑：理性有客觀標準？而孔思（Kuhn）適在一九六二年發表「科學革命的結構」，揭露所謂科學典範，只是一群科學社群所共同的「信仰、價值及其他」；而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的一系列著作，也提供了理性本身的曲折：「人類的生活，是可以在許多不同的基本觀點下，朝著許多不同方向，而加以合理化的。」
西方如此，而我們？雖說已歷五四的啟蒙運動，但不可諱言，當代思潮，主要仍由西方思想家所「壟斷」，且未能進入世界思潮的核心，難道誠如論者所云的，「在於中國知識份子，不曾對西方思想的源流，如理性的思想，給予足夠的心力，以致為了目的熱而導出方法盲，但理性是什麼？又如何重新反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國故？但這又觸及到自由與權威之學理。
「自由主義向把自由與權威視為敵對，可知這種形式主義所帶來的荒謬？」
自由可分外在與內在，勞耳思（John Rawls）曾定義外在自由：「每個人均平等享有最廣闊的基本自由權利，但必須與別人享有同樣權利是相容的。」所以真正的自由是與法治、責任不可分的。有了這種自由，不分出身，均可在法律保障下，不受別人意志干涉，不成為別人的工具，生命才有尊嚴，每個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這就是康德所謂「諸目的的王國」（Kingdom of Ends）。但這種社會怎麼建成？在於遵守普遍、抽象的規則，即相互承辦一種約定成俗的「權威」，否則彼此的行為不但不能相互為用，且會相互抵消，且被各種大膽假設所摧毀。
但僅有外在自由並非真自由，必須對生命有自覺清楚自知的時候，不隨別人意志的才是真自由。但他必須有所根據以發揮主宰性，這種真自由的根據，即是韋伯所謂的「奇理斯瑪的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如一個愛好文學的人，當他真心悅服受了杜思妥也夫斯基啟發時，他自己的創造想像力才能豐富，才不會羈絆在詞藻層次上；但韋伯的權威與政客個人崇拜的權威是不同的。
「奇理斯瑪」本義是「神聖的天賦」（the gift of grace），本是基督教語，後經韋伯運用轉化，強調它使人服膺的權威力量，是一種使自己的提議被別人接受的能力，且這種力量是經常被考驗淘汰中，所以它是一種心安理得的權威。
因此以平等為基礎的民主，是反對權威的；但這種社會也是最膚淺、最趨附時尚的，低俗的選舉帶來庸俗的風氣，所以民主只是保障自由的手段而非目的；真正的自由必要靠心安理得、一種具有原創能力的權威來滋養！明乎此，或許能為今日之困局尋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