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生命、自由」口號聲此起彼落迴盪在伊朗的街頭，也出現在各大社群媒體的貼文下方，各地支持者以標籤（Hashtag）形式表達支持。至今，伊朗的示威抗議仍持續進行，口號代表著示威者的訴求、共識和長期以來的渴望，同時，也反映出女權爭議背後，眾人不滿的「獨裁政權」宰制現象。
9月13日，伊朗22歲女子艾米尼（Mahsa Amini），因被指控「未正確佩戴頭巾」，而遭伊朗俗稱「道德警察」的指導巡邏隊（Guidance Patrol）拘留，沒想到拘留3日後卻離奇昏迷死亡。軍方稱，艾米尼是因為心臟病發而離世，但艾米尼的家人反駁，她並沒有先天病史，而是因為遭軍方施虐才不幸身亡；亦有抗議人士稱，艾米尼的死因為頭部受到重擊。此事掀起了當地民眾怒火，至少80個城市爆發示威衝突，引起一連串大規模抗爭活動，民眾當街焚燒頭巾、剪掉頭髮，「反獨裁」和「挺女權」的聲浪不斷，爆發伊朗3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抗議。
而伊朗當局目前以軍警強力鎮壓，已有超過百人於示威中喪命，並且官方已封鎖社群網路，避免輿論發酵，而這一切指示來自於現任總統萊希（EbrahimRaisi），而其背後，握有執政實權的是伊朗最高宗教領導人－哈米尼（Ali Khamenei），兩人皆為極保守派的代表。
談到此次示威行動，又被稱「頭巾革命」，參與者不分男女，除了是替艾米尼討公道外，也是為長期受壓迫的女權和自由表達不滿，矛頭更是指向了長期高壓統治的獨裁政權。若將此示威迅速延燒的狀況層層剖析，可以發現早有端倪，但從未真正被抑制和解決。起先，民眾的不滿來自於「服裝禁令」，頭巾、長袍在此次示威中，被當作象徵媒介，表達民眾對僵化的教義、暴力的不滿。事實上，過去伊朗的女性曾經可不佩戴頭巾，也不需用衣物遮擋大部分的身體，因為伊朗最後一個王朝的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有國家「西化」的理想，故於1936年禁止女性戴頭巾，女性可以穿著迷你裙、短袖上衣等任何形式服裝，跟現今台灣街頭能見的打扮無異。
然而，在1979年時，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上任「宗教領袖」一職後，發起了「伊斯蘭革命」，推翻原本希望效仿西方、走向開放化的巴勒維王朝。而何梅尼為首的宗教、政治相關群體，大多為極保守派，故對伊斯蘭律法有嚴格的解讀和效忠性。隨後，頒布了一系列強制的服裝規定，要求所有女性戴頭巾、著長袍、禁止參與大部分運動賽事，並在公共場所實施性別隔離等。至今已過了40年，民眾對這些禁令的反抗，仍不斷在上演，像是2017年，伊朗一名女子站在街頭的變電箱上，摘下頭巾、綁在棍子上來回揮舞，此行動激發許多女性響應，但後來遭政府鎮壓；又像是2019年，一名女子偽裝成男性，進入體育場觀足球賽事，卻遭警方逮捕、判刑6個月，同年9月，她自焚抗議身亡。種種事件都顯示，人民心裡對「自由」、「平等」有共同的理解，也有人不斷地嘗試追求，卻奈何不了獨裁政府統治下的現狀。
上述對女性的不平等，可直接連結到伊朗著名的、為人詬病的「道德警察」，也是此次「頭巾革命」發生的主因之一。簡單來說，他們就是以男性為主的特權警察，有軍政府的支持，可以依照伊斯蘭教義的指示，去逮補、或對違規者進行「再教育」。此次的已逝女子艾米尼就為一例。雖然道德警察們的執法看似有憑有據，但教義和律法畢竟只是文字，全然參照領導者的解讀，故此常常淪為警方「自由心證」執法的強力背書，才會發生諸多冤案，和對女性不公的判斷發生。
這一切，道德警察的出現和放縱，根本原因得歸咎在領導者對他們的默許、資源、甚至是肯認。總統萊希將示威者稱作「叛國者」、強力鎮壓，顯著與民眾對立。而將萊希的政治立場向後推演，會知道當初他就是最高宗教領導人哈米尼中意的候選人，所以萊希的態度，某種程度上等同哈米尼，所以伊朗民眾才會把矛頭直接指向哈米尼。但哈米尼目前未作出回應，傳出因身體狀況不佳、臥病在床。而這個傳聞反倒給了示威者新契機，認為，是時候改朝換代一番，走向曾經認同的自由、渴望的平等至上之伊朗。
上述寫了這麼多，但我認為需要釐清一件事，即「平等」、「開放」並不等同我們常在新聞媒體上看見的「西方化」或「民主化」，我並不認同效仿西方或是遵從某一國的領導，便是民主化、甚至進步的象徵，這樣的說法太片面、也太驕傲了。每一國都該有自己的作風和因地制宜的制度，像是英國存在皇室、穩定民心；日本有天皇、作為最高指引；印度總理、比起總統實質握有最高權力等。上述種種，各有各的模式，也非全然實行西方重視的審議式民主，但國家都得以妥善運作，人民大半也都能接受和順從，至少，心裡能有踏實的依歸。又像是中國大陸以黨為政，這並不代表他們的制度有問題，共產主意某程度上始於善意，但每每出問題的、有爭議的、為人詬病的，都是在位者、做決策的「人」。所以，延伸思考至伊朗人民的抗議、他們對於最高宗教領袖的不滿，其實也是因其理由，主因是人、是領導者的認知和判斷上的弊病。
「權力」的分配，打從國家創立之始，就不存在真正平等，因為人總會有高低之分，社會風氣沒辦法全然將各式人性視為主流，所以社會能做到的，是包容、尊重，和致力達到共融。而領導角色，都只是在基於國家能順利運作的前提下，盡全力給人民相對的「不剝奪感」和最大限度的「自由」。回歸頭巾革命，此次示威口號中的訴求，無非以最後的「自由」為首要，因為自由包括前述的女權和人命之保護。而自由，建立在領導者、或社會風氣塑造的「平等」之上，不論是男女、多元性別、宗教傾向、國籍等差異，唯有將「平等待人」的理念刻鑄於心，才能真正有機會善待每一個人。
而制度之外，制度之下的人們、或最高權威者之下的順從者們，也非常值得探討。我很喜歡的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提出一個理論--「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指二戰時的德國納粹，把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視為理所當然之態度，反映出了接受指令的高官、執行清洗行動的軍人或士兵們，缺乏了主動、獨立的思考，一再的服從和效忠下，造就這場歷史悲劇的發生。我認為「平庸之惡」理論可以套入伊朗此次事件，當然，亦可適用於各國，乃至台灣大大小小的政治鬥爭、凶殺慘案、社會爭議、各式詐騙案等。若基於「人命至上」觀念，因為頭巾沒戴好便被「再教育」，我會認為過於小題大作；而對「教義至上」者而言，這卻是違背國家形象、不尊重律法的表現。這個根深柢固、深信不疑的核心堅信，便是值得被放大討論的。因為當一個國家，並非所有人都對教義有相同的解讀、並非所有人都接受這個指令和行為，那可能反映出這件事不具備全然的可信度和正當性。
那是否執法的人就是共犯？還是道德警察們只是依法行事？似乎沒有確切的對錯，若執法者從小就接收這些教義解讀和觀念的耳濡目染，那自然會堅信這件事本身的意義。而漢娜．鄂蘭的理論，批評卻正是這份「習慣」，因為「不思考的平庸」，造就出了最大的惡意和悲劇，放縱了不平等的行為蔓延，進而加深了人民對這份「不平等」的習慣，甚至將其視為真理，不覺不妥。但此次反政府示威活動始於9月17日，當日是艾米尼的葬禮，人民選擇在這時間進行反抗，反映出對他們獨立思考、及對「理想中的自由」的期待，這對任何一個國家都非常重要，當人民有獨立思辨、互相討論、有挺身而出的勇氣，代表人與人間的學習和溝通有所成效，並非只是被一昧地灌輸既定資訊。而所謂的「自由」，正該起始於此。
「女人、生命、自由」伊朗這波示威主要口號，訴求很直白、明瞭、卻很不容易，包括諸多人高舉布條要求獨裁者下台，一方面是因宗教領袖的象徵意義，對年輕世代的影響力降低，再者，更因為他們希望終結伊朗長達40多年、神職人員的極端統治，將權力放還給人民。我關注此事，是期待能有更多人看見、並給予他們回應和支持，因為這件事雖然現在發生在伊朗，但不代表其他國家沒有發生，也不代表我們身處的世代、永遠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件。畢竟，核心牽涉到「人權」和「自由」，身而為人，「同理心」是我們最大的共通點，也是最有力、最堅韌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