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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人權與自由

發布日期:
作者: 陳卓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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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生命、自由」口號聲此起彼落迴盪在伊朗的街頭,也出現在各大社群媒體的貼文下方,各地支持者以標籤(Hashtag)形式表達支持。至今,伊朗的示威抗議仍持續進行,口號代表著示威者的訴求、共識和長期以來的渴望,同時,也反映出女權爭議背後,眾人不滿的「獨裁政權」宰制現象。
9月13日,伊朗22歲女子艾米尼(Mahsa Amini),因被指控「未正確佩戴頭巾」,而遭伊朗俗稱「道德警察」的指導巡邏隊(Guidance Patrol)拘留,沒想到拘留3日後卻離奇昏迷死亡。軍方稱,艾米尼是因為心臟病發而離世,但艾米尼的家人反駁,她並沒有先天病史,而是因為遭軍方施虐才不幸身亡;亦有抗議人士稱,艾米尼的死因為頭部受到重擊。此事掀起了當地民眾怒火,至少80個城市爆發示威衝突,引起一連串大規模抗爭活動,民眾當街焚燒頭巾、剪掉頭髮,「反獨裁」和「挺女權」的聲浪不斷,爆發伊朗3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抗議。
而伊朗當局目前以軍警強力鎮壓,已有超過百人於示威中喪命,並且官方已封鎖社群網路,避免輿論發酵,而這一切指示來自於現任總統萊希(EbrahimRaisi),而其背後,握有執政實權的是伊朗最高宗教領導人-哈米尼(Ali Khamenei),兩人皆為極保守派的代表。
談到此次示威行動,又被稱「頭巾革命」,參與者不分男女,除了是替艾米尼討公道外,也是為長期受壓迫的女權和自由表達不滿,矛頭更是指向了長期高壓統治的獨裁政權。若將此示威迅速延燒的狀況層層剖析,可以發現早有端倪,但從未真正被抑制和解決。起先,民眾的不滿來自於「服裝禁令」,頭巾、長袍在此次示威中,被當作象徵媒介,表達民眾對僵化的教義、暴力的不滿。事實上,過去伊朗的女性曾經可不佩戴頭巾,也不需用衣物遮擋大部分的身體,因為伊朗最後一個王朝的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有國家「西化」的理想,故於1936年禁止女性戴頭巾,女性可以穿著迷你裙、短袖上衣等任何形式服裝,跟現今台灣街頭能見的打扮無異。
然而,在1979年時,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上任「宗教領袖」一職後,發起了「伊斯蘭革命」,推翻原本希望效仿西方、走向開放化的巴勒維王朝。而何梅尼為首的宗教、政治相關群體,大多為極保守派,故對伊斯蘭律法有嚴格的解讀和效忠性。隨後,頒布了一系列強制的服裝規定,要求所有女性戴頭巾、著長袍、禁止參與大部分運動賽事,並在公共場所實施性別隔離等。至今已過了40年,民眾對這些禁令的反抗,仍不斷在上演,像是2017年,伊朗一名女子站在街頭的變電箱上,摘下頭巾、綁在棍子上來回揮舞,此行動激發許多女性響應,但後來遭政府鎮壓;又像是2019年,一名女子偽裝成男性,進入體育場觀足球賽事,卻遭警方逮捕、判刑6個月,同年9月,她自焚抗議身亡。種種事件都顯示,人民心裡對「自由」、「平等」有共同的理解,也有人不斷地嘗試追求,卻奈何不了獨裁政府統治下的現狀。
上述對女性的不平等,可直接連結到伊朗著名的、為人詬病的「道德警察」,也是此次「頭巾革命」發生的主因之一。簡單來說,他們就是以男性為主的特權警察,有軍政府的支持,可以依照伊斯蘭教義的指示,去逮補、或對違規者進行「再教育」。此次的已逝女子艾米尼就為一例。雖然道德警察們的執法看似有憑有據,但教義和律法畢竟只是文字,全然參照領導者的解讀,故此常常淪為警方「自由心證」執法的強力背書,才會發生諸多冤案,和對女性不公的判斷發生。
這一切,道德警察的出現和放縱,根本原因得歸咎在領導者對他們的默許、資源、甚至是肯認。總統萊希將示威者稱作「叛國者」、強力鎮壓,顯著與民眾對立。而將萊希的政治立場向後推演,會知道當初他就是最高宗教領導人哈米尼中意的候選人,所以萊希的態度,某種程度上等同哈米尼,所以伊朗民眾才會把矛頭直接指向哈米尼。但哈米尼目前未作出回應,傳出因身體狀況不佳、臥病在床。而這個傳聞反倒給了示威者新契機,認為,是時候改朝換代一番,走向曾經認同的自由、渴望的平等至上之伊朗。
上述寫了這麼多,但我認為需要釐清一件事,即「平等」、「開放」並不等同我們常在新聞媒體上看見的「西方化」或「民主化」,我並不認同效仿西方或是遵從某一國的領導,便是民主化、甚至進步的象徵,這樣的說法太片面、也太驕傲了。每一國都該有自己的作風和因地制宜的制度,像是英國存在皇室、穩定民心;日本有天皇、作為最高指引;印度總理、比起總統實質握有最高權力等。上述種種,各有各的模式,也非全然實行西方重視的審議式民主,但國家都得以妥善運作,人民大半也都能接受和順從,至少,心裡能有踏實的依歸。又像是中國大陸以黨為政,這並不代表他們的制度有問題,共產主意某程度上始於善意,但每每出問題的、有爭議的、為人詬病的,都是在位者、做決策的「人」。所以,延伸思考至伊朗人民的抗議、他們對於最高宗教領袖的不滿,其實也是因其理由,主因是人、是領導者的認知和判斷上的弊病。
「權力」的分配,打從國家創立之始,就不存在真正平等,因為人總會有高低之分,社會風氣沒辦法全然將各式人性視為主流,所以社會能做到的,是包容、尊重,和致力達到共融。而領導角色,都只是在基於國家能順利運作的前提下,盡全力給人民相對的「不剝奪感」和最大限度的「自由」。回歸頭巾革命,此次示威口號中的訴求,無非以最後的「自由」為首要,因為自由包括前述的女權和人命之保護。而自由,建立在領導者、或社會風氣塑造的「平等」之上,不論是男女、多元性別、宗教傾向、國籍等差異,唯有將「平等待人」的理念刻鑄於心,才能真正有機會善待每一個人。
而制度之外,制度之下的人們、或最高權威者之下的順從者們,也非常值得探討。我很喜歡的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提出一個理論--「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指二戰時的德國納粹,把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視為理所當然之態度,反映出了接受指令的高官、執行清洗行動的軍人或士兵們,缺乏了主動、獨立的思考,一再的服從和效忠下,造就這場歷史悲劇的發生。我認為「平庸之惡」理論可以套入伊朗此次事件,當然,亦可適用於各國,乃至台灣大大小小的政治鬥爭、凶殺慘案、社會爭議、各式詐騙案等。若基於「人命至上」觀念,因為頭巾沒戴好便被「再教育」,我會認為過於小題大作;而對「教義至上」者而言,這卻是違背國家形象、不尊重律法的表現。這個根深柢固、深信不疑的核心堅信,便是值得被放大討論的。因為當一個國家,並非所有人都對教義有相同的解讀、並非所有人都接受這個指令和行為,那可能反映出這件事不具備全然的可信度和正當性。
那是否執法的人就是共犯?還是道德警察們只是依法行事?似乎沒有確切的對錯,若執法者從小就接收這些教義解讀和觀念的耳濡目染,那自然會堅信這件事本身的意義。而漢娜.鄂蘭的理論,批評卻正是這份「習慣」,因為「不思考的平庸」,造就出了最大的惡意和悲劇,放縱了不平等的行為蔓延,進而加深了人民對這份「不平等」的習慣,甚至將其視為真理,不覺不妥。但此次反政府示威活動始於9月17日,當日是艾米尼的葬禮,人民選擇在這時間進行反抗,反映出對他們獨立思考、及對「理想中的自由」的期待,這對任何一個國家都非常重要,當人民有獨立思辨、互相討論、有挺身而出的勇氣,代表人與人間的學習和溝通有所成效,並非只是被一昧地灌輸既定資訊。而所謂的「自由」,正該起始於此。
「女人、生命、自由」伊朗這波示威主要口號,訴求很直白、明瞭、卻很不容易,包括諸多人高舉布條要求獨裁者下台,一方面是因宗教領袖的象徵意義,對年輕世代的影響力降低,再者,更因為他們希望終結伊朗長達40多年、神職人員的極端統治,將權力放還給人民。我關注此事,是期待能有更多人看見、並給予他們回應和支持,因為這件事雖然現在發生在伊朗,但不代表其他國家沒有發生,也不代表我們身處的世代、永遠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件。畢竟,核心牽涉到「人權」和「自由」,身而為人,「同理心」是我們最大的共通點,也是最有力、最堅韌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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