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勉故鄉金門以永續經營為目標提昇整體素質於兩岸間打造文化新形象

︻鄉訊小組台北專訪︼一頭銀髮，學究風格的台北市社會局長薛承泰，由學術論點出發觀察研究批評社會半輩子，年近半百才在經不起台北市長馬英九的慫恿下而初次踏上仕途，並角色互換，落實扮演過去常被他批評的公部門角色。走出「象牙塔」的薛承泰說，當他到了公部門後才真正發現，在學術界所不知道、所未曾看過的事情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祖籍金門珠山的薛承泰，出生在金門，卻在三歲童稚時，即由於戰亂流離而隨家人撤遷來台，由於父母在金門沒有所屬的住所，戰爭結束即沒有回金門，從而在台灣定居下來。少小離鄉，所以在成長過程中，金門對薛承泰而言，一直只是長輩談論中的一個幻影，歷時長達近四十年之久，因工作關係才有機會重踏故鄉的泥土，重拾兒時的模糊記憶。

隨後的兩三年間，因著研究案的關係，讓薛承泰終於有機會能偶而回到金門，逐漸感受到台灣所沒有的歷史與文化氣息。「尤值得稱道的，金門文化的保存，雖歷經五十年砲火洗禮，斷垣殘壁裡仍夾雜著火藥味，卻不難嗅出其古樸與純淨。」這是薛承泰的故鄉情及對故鄉的讚許。

由台大教授的知名學者身份，突然「學而優則仕」，跳進政治圈內當起官來，薛承泰認為問題並不複雜，因為他雖長年在學術圈，但並非在象牙塔內，平常他對於很多社會現象問題都有某種程度的關切，因此常會在媒體上寫文章，上電視探討社會問題，不單是在書本上，而是對社會真正的投入，諸如在教改上也曾投入一些運動，對當時教改的主導者李遠哲博士有所「建言」。因此，當他由學界一轉到公部門時，其間的落差不會太大。

雖然如此，薛承泰還是要說，當他到了公部門後才真正發現，在學術界所不知道、所未曾看過的事情實在是太多太多了！這讓他深感慶幸，並大有所悟，即在學術界中，尤其是唸社會科學的，如果沒有走出象牙塔，將是相當可惜的事，走了出來，才能發覺社會的真實面，有些是讓象牙塔內的人所想像不到的，這是眼界上的開闊。

至於走出象牙塔看到了什麼以前所看不到的？薛承泰說，比較不容易面對的是人的問題。擔任社會局長，當然不只是看到這樣的社會現象，會有這樣的問題存在，因為你既然擔任這樣的一個職務，更重要的是必需設法去解決問題，甚至更難的地方在於預防。他認為，解決人的問題屬相當高難度的，它不像一種建設，沒有的話只要能籌到錢，好好設計並做了就可以，如修條馬路、建一座橋皆是如此。

但人的問題並不那麼簡單，例如有位窮人你要讓他脫貧並不那麼簡單，薛承泰說，會成為低收入戶的窮人的因素非常多，也很可能是因為他個人的因素，如學歷不夠、專長不足等等，也可能他連一點脫貧的鬥志都沒有，更有可能是大環境的經濟不景氣，原本工作好好的，一下子突然被解雇。成為窮人的因素多種，有結構性的大環境因素，有個人的因素，更有可能是家庭因素，像家庭人口負擔過多，或是有長期疾病患者拖累等，不一而足。

薛承泰指出，如果是站在單純是一個學者專家的立場，只需要看到上述這種現象，他就可以自由發揮，說政府該做什麼、或誰該做什麼，而絕對不需要去負起想辦法去解決問題的責任，甚而根本不需要去面對那個貧困的家庭、那個貧窮的人。反之，身為執政者，不但需要去解決這種現象所產生的問題，甚至於有些人就直接衝到裡面來，針對個案要去傾聽，去了解，想辦法去改變，去解決其困境。

當然，薛承泰說，並非窮人來要什麼就給什麼，還是要依法行政，但如何在人的溝通上能夠求圓融而不再增加問題，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一般窮人來有所訴求，他一定是有困難才來的，當他回去時，問題不一定就已能解決，但至少要讓他在回去時，心裡能比來時舒坦一點，心中並能有些思考，甚而能接受大家給他的一些建議，而不會自我拘泥在一個思想的角落中走不出來。

身為一位專為社會弱勢謀福祉的社會局長，薛承泰說他每天必需面對這些人、這些事，並要處理解決這些人的問題、家庭的問題、社會現象的問題。

他舉例說，有些家庭發生問題，它可能是潛在的家庭暴力，可能是父親對小孩有不良行為的記錄，社會局要在如何最適當的時刻作出認定，判定這位父親沒有能力來教養小孩，當然，做出此等認定的下一步即是必需將他們做隔離，這其中所冒的風險很高，因為這可能讓人家妻離子散，家庭破裂，對方會來告你。他說，這個家庭本來是有些問題，但是否會因你公權力的介入而使問題非但沒能解決，反而使問題變更大？這個問題雖然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學者專家都無法證實，但我們要負這個責任，要做這種研判，更要找尋除社會局之外的其他支援，包含法律、警政、衛生、民政等各方的支援，才有辦法來處理這些棘手的社會問題。

他說，台灣的社會風氣讓社會福利更難推行，也即是大家對公部門要求愈來愈多，而公部門變得愈來愈小，財務狀況愈來愈差，但責任則愈來愈擴大，人民既然希望政府的組織不能擴大，卻期待政府的責任擴大。以托兒所為例，過去有腸病毒，目前有禽流感的疑慮，你只要到任何托兒所去看，每位老師對小朋友在要吃東西之前的洗手動作都做得非常確實，下了課之後，教室或學校也做了消毒工作，因此在理論上來說，在托兒所發生腸病毒的可能性遠比家庭低很多，但只要任何一個小朋友得了腸病毒，家長通常都會認為是從托兒所或學校得來的，換言之，就是有其他小朋友抵抗力比較好，他帶了病毒，並傳染給抵抗力較差的，這，政府要負此責任。但你想想看，一般家庭只有一個或兩個小寶具，爸媽把小孩帶回家是如何照顧小孩的，在吃飯前洗手時，會教小朋友把洗手的五個動作都做得確實無誤嗎？不會有的，不會像托兒所的老師那樣的要求。此外，小朋友睡覺後家裡有做任何消毒嗎？才怪！

薛承泰說，家長可能只面對一兩個小朋友，而公辦托兒所或學校，老師要面對很多位小朋友，我們該做的都做到了，但一旦發生事情，誰要負責？媒體或輿論都會認為是我們這個機構出了問題，甚至是其上級機構，一直追究到社會局副局長、局長都要背負起這個責任。

再以家暴為例，有人說他曾經打電話給家暴中心，說他們家有家暴的可能，甚而有人不說他自己，每次打電話到家暴中心都說他有一個朋友其家中如何如何，打過電話後，事過半年，也許他們家真的發生家暴事件，且有人受傷，這時候，又要社會局負起責任，因為他說半年前就打過電話給社會局家暴中心，你們當時為什麼沒有處理？如果當時有處理就不會發生今天的事。好像說他人生的存在只有打那通電話及今天發生的事，而中間是空白的。也即是說，他只要打了一通電話給公部門，就等於買了終身保險一樣。薛承泰說，就因為有這種觀念，讓公部門的責任無限的擴大，這在學術界是永遠看不到的。

薛承泰之前在學術界時，也寫過這樣的文章，即只要那天出了問題，馬上思考公部門那裡出了問題。薛承泰說，有時候他也在思考，即在學術界中做這樣的思維，到底對整個社會風氣有沒有幫助？對整個問題的解決有沒有幫助？我們常講學術界最具有反省與批判的能力，但他以一個學術界的過來人認為，批判的能力是有，反省的能力反而是相當缺乏，因為他對整個社會現象的了解真的不足。

薛承泰說，他舉上述二個例子，即可了解由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問題，與在公部門看就是不一樣。他在學術界時還是較常寫文章的，但如今轉到公部門任事，才發現真的是很不一樣，並不是他替公部門講話，而是發現很多學術界真的沒有進入那種狀況，真的很不了解，其所看到的比較表面化。

薛承泰從被馬英九力邀出掌社會局到實際走馬上任，前後只有一星期的時間，期間光是向台大辦理借調手續等就佔了大半的時間，因而來不及讓他思考施政目標，薛承泰如今回想，他說，當時來不及思考，如果真有時間思考，他還不一定會來，因為「整個人被綁住」，代價太高，時正他在學界已累積相當的資歷，由個人生涯規劃的角度言，是沒有太大的必要，唯當時正要跨入五十歲，心想「我還能做什麼？」也許過了五十歲想要做什麼時，不一定有這樣的體力，好吧！就給自己一個機會，薛承泰就這樣接了台北市社會局長職位，成為馬團隊中唯一一位金門籍的局處首長。

當下金門正在兩岸之間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也為自身延續歷史意義。薛承泰認為，金門的永續經營做為奮鬥目標，當以爭取基本民生建設提昇人民素質為先，並在兩岸之間打造以文化為主的形象。在未來的十年，金門一定會變，而這個改變不論在「地貌」還是「人心」，都將超過三十餘年砲彈的摧殘，不可不慎！

身為金門子弟，薛承泰語重心長地期盼，金門整體的素質要提升，包含政府部門與議會。他說他常和金門的年輕人，包括他的很多學生在網路上有所書信來往，他發現金門的年輕人在這兩方面最受挫折│公部門的水準及議會的水準。很多年輕人因而離開金門，而整個社會的發展需要靠人力資源，金門的發展更需要，人才要能留住而非讓它不斷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