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TVBS「全民開講」節目的幾位名嘴，在幾次談到臺灣的重大貪瀆案件時，總有一些聽眾扣應進來表示：「那又能怎樣？他們不理你們就是不理你們。罵死了也沒用。」因此激發了他們的決心，乾脆來一次「全民告發」的活動，把陳水扁夫婦、陳哲男、陳敏賢等一堆貪瀆嫌疑犯，全都告進了檢察署，要求檢察官按照刑事訴訟法，主動偵辦，勿得輕縱。

活動展開的那一天，在電視上看到劉承武檢察官對此表示肯定，認為人民已經有了正確的方向；此事應該會增加檢察官辦案的決心，而決心會帶動證據，證據才能帶動辦案的結果。

對於劉承武檢察官，筆者一向欽敬，認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對於他的樂觀，筆者卻有些猶豫。因為，臺灣的民眾似乎只在選舉熱季有動員力，平時其實對於政治還是比較冷漠的。如果這個活動是在上次總統大選319槍擊案發生的時候舉辦，群情激動，人氣正旺，可能真的會造成「水能覆舟」的效果。但是，現在不但「兩顆子彈」已經被人民淡忘了，泛藍還在三合一大選中，獲得了勝利。此時發動這項活動，其效果如何，就很難樂觀。

當然，這只是從動員的技術面來看問題。這事不容樂觀的另外兩個原因，才是問題的「基本面」。

第一、人民對於當權者往往有著不可言傳的敬畏心理；總把官當作父母看待。君不見，每當有大官到場，人民一定要起立大喊：「部長好！」或者「總統好！」或者「市長好！」這種「長官好！」的口號心理，或許來自于中華五千年的文化，或許來自于當年臺灣人人必須參加的軍訓課。但是，無論其來源如何，它都制約了人民的「民主心態」。作為一種禮貌，打招呼是很好的事。但是，作為一個口號，真把大官當做高人一等的「父母」看待，就大可不必了。可惜的是，臺灣的老百姓心中還始終有著一套「父母官」的思想模式，認為做官的必須受到很大的尊崇。既然有了尊崇心，自然就不會太苛求他們的貪瀆、無能、甚至作奸犯科了。

大陸也有一句話：「當官不替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番薯。」這種「為民作主」的「民主」思想，可能來自於︽詩經︾中「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的說法。問題嚴重，兩岸皆然。

在大陸的電視上，曾經看過這麼一個鏡頭。一個老百姓，法院判了小偷的罪，幫他把牛找回來，他就訂製了一面錦旗：「現代包青天」。一送過去，就往地上一跪，法院院長馬上把他扶起來說：「不要感謝我，要感謝黨和領導人。」這個時候那個法院院長內心深處，必然非常自豪，心想：我為人民作主了，人民感謝我就象感謝包公、海瑞一樣。這種為民父母的觀念，也同樣制約了大陸人民的民主心態。

第二、檢察官、法官等司法人員的人性弱點。階級越高，越欠缺純真的正義感。長久以來，臺灣的司法人員為了考績，為了升遷，必須討好上級。想想看，法官心中有了上級的好惡想象，還能「獨立辦案」嗎？因此，不論你如何「全民告發」，案子分到了特定的檢察官、法官手上，如果這位司法人員心理老想著要升遷，或是調整到一個更好的位置，他就自然會背離公平、公正的原則，把案子「做輕」或「做重」。

當然，這樣的司法人員心態，在大陸亦然，甚至更嚴重。因為大陸的法官、檢察官都有嚴格的分級制度。連制服都依照階級而有所區分。為了升級成為「國家級」的「大法官」，司法人員自然也就變得「聽話了」。再加上前述的「父母官心態」，在大陸，連司法官員也有很嚴重的這種問題。︽人民法院報︾常常刊登一些法官的模範事跡，有時就明顯表達了這樣的心態。比如說一個刑事被告犯法了，法官判決他坐牢三年。判完了以後，發現那個被告愁眉不展，法官就問他怎麼愁眉不展啊？他說：「你看我這坐牢了，我老婆最近還跟我要鬧離婚呢，她嫌說我這個罪不名譽。」那法官就說了：「好！我幫你的忙！我馬上到那去給你老婆作工作(即，說服)。他雖然坐牢了，但這個人本質不壞，你最好是再等他幾年，考察一下，就先別急著離婚吧。」這樣的司法人員，有時真令人不知他們到底是二十一世紀的法官，還是十六世紀的縣太爺。

總之，從這次的全民告發行動來看，筆者認為臺灣和大陸的司法，都還很不可靠。如果兩岸中國人要發展真正的民主，人民必須覺醒，別把官員當爸媽看；而且必須趕緊加強司法改革。否則還是沒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