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國際社會上深受矚目的中國和印度兩大國家，是東方世界的璀璨明星。兩者人口合計高達23億(約為全球人口總數37％)的中印兩國，正在從根本上改變著全球經濟的格局。在所謂的「金磚四國」(B巴西─R俄羅斯─I印度─C中國)中，中國和印度的地緣政治關係最密切；在文化上的關聯性也比較強。去年8月美國︽商業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CHINDIA的崛起︾，不但使(Chindia)一詞突然流行全球，並且形象地將中印兩個大國聯繫到了一起。

前些時候，筆者應邀前往印度的第四大城金奈(原名：馬德拉斯)參加一項國際法會議，有機會具象地體會了這個南亞次大陸鄰國的種種。在熱鬧、嘈雜的金奈街頭，筆者舉目四望，深深感覺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目前我們的競爭優勢還是比較明顯的。

也許，要比較這兩個人口超級大國的競爭潛力，應該至少從「社會」和「經濟」這兩個方面來進行。

首先，在社會面上來觀察，中國的優點就比較多得多。

姑且不談印度的文盲一向比中國的文盲多得多；就街頭的乞丐而言，印度就要多很多。這充分凸現了中印兩個社會的發展安定程度不同。印度社會的不安定，其實已經寫在路旁這些乞丐萬般愁苦的臉龐上了。

猶有甚者，印度城市裏的貧民窟是有名的多、雜、亂。而中國的城市裏面卻基本上沒有所謂的貧民窟。去年，一位澳洲的學者曾經撰文分析了個中原因。認為主要在於中國的農村，還為這些無法在城市中成功地尋得就業機會的貧苦人群，保留了基本糊口的土地資源。

在印度(以及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的都市中，貧無立錐之地的窮人，沒有中國貧民返回農村，種一分地，養一家人的機會。他們只好繼續留在都會區的陰暗角落裏，形成了讓當地政府頭疼的貧民窟。

事實上，金奈的街頭髒亂，更甚於中國的一般鄉村。想到金奈已經是印度的第四大城，尚且如此，就不能不令人覺得印度的基礎建設，的確比中國的基礎建設，落後很多。

有經濟學者就認為：印度因為基礎建設落後中國至少10至15年。而領先基礎設施，可以使中國的競爭力保持更強的持續性。雖然，目前印度的服務業比中國還要發達，並且是「消費驅動」的經濟發展格局，但是，正因為印度的基礎建設不足，將損傷印度經濟增長的持續性。

更不堪的是印度社會的人種複雜、語言繁多、宗教狂熱高；歷史遺留的「種姓制度」，至今仍然強烈的干擾著印度的社會發展。

在印度開會的幾天之中，筆者新認識的印度友人中，有皮膚白皙，面容酷似歐洲人的北印度人；有皮膚焦黑，類似非洲叢林居民的南印度人；也有來自印度東北角，長得就和中國人一般的正港印度人。有趣的是，不論何種膚色，印度教(而非佛教)做為印度的第一大宗教，流行在神廟祭拜後，圖畫各色圓點在信徒的額頭。這已經形成了印度街頭的一道特殊的風景線。而不論信奉何種宗教，印度人的宗教狂熱，都似乎比中國人的宗教狂熱來得高。這些事實，都或多或少地，減損了印度的社會競爭力。

至於印度的所謂「種姓制度」，三千年來，把人民區分為「婆羅門」(僧侶、祭司)、「剎地利」(武士、貴族)、「吠舍」(一般百姓)和「首陀羅」(奴工)四種階級，以及連任何階級都算不上的「賤民」，更是一種嚴重侵害人權的古老傳統制度。至今，由於出身賤民(他們自稱為「達利」｜｜意即「被踐踏者」)，很多人仍然無法獲得社會的公平對待，也就往往在媒體上出現了驚人的流血衝突事件。

幸而，現在的印度已經有了西方的民主制度。雖然還身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大多擔任著無人願做的苦力，但是「達利」們往往能在選舉中團結一致，已經選出了越來越多的政治人物。出身高階級的人們雖然忿忿不平，但是局面正在逐漸扭轉。或許，有一天印度會徹底消弭其種姓制度。不過，截至目前為止，許許多多淒慘的故事，還繼續在印度廣袤的大地上，不斷發生著。

想到這一點，就不能不想到孫中山先生在1911年領導成功的中國革命故事。若非有了那樣的革命，今天的中國可能也還是一個封建階級制度盛行的悲慘社會吧。中國能有今天的發展，顯然得力於中國比較合理的社會制度，孫中山先生絕對是有重大貢獻的。

(作者為臺灣、大陸、俄羅斯遠東地區仲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