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來，臺灣人流行一句話：「愛臺灣，就要愛這片土地」。然而，作為一個海洋法律與海洋政策的研究者，筆者常常想著：「愛臺灣，更必須愛這片連接兩岸的海水」。

兩岸的海水相連。過去是阻隔，是屏障。如今是連接面，是相互交通的大道。只是，由於兩岸分隔半世紀，很多法令制度、社會實踐都已經大不相同。因此，在有關海洋的環境保護和資源養護上，各行其是，難有一致的做法。對於同一片海水來說，可以想見，其中所存在的差距會成為執法的障礙，更會減低各自對於海洋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成效。

尤其是金門和廈門之間，1800米的距離，同一個漳州火力發電廠的熱氣排放污染；同一條九龍江的垃圾流淌上岸；同一朵雲，下了同一場雨，將污染物降在講同樣方言的同一群人的頭頂上。這其間的共同性，就更別提了。

問題是，科學並非萬能至少目前如此。在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下，人類的環境不能被這麼繼續破壞下去；生態不能被繼續破壞下去；健康不能被繼續破壞下去。於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預警原則」就被引入到國際法的領域內，成為今天很多有關環保與資源維護的基本方法。

所謂的「預警原則」，簡單地說，就是在沒法子精確規範的前提下，先以一套大約有效的防護標準為標準，來規範有關的事務，以免等到科學研究清楚了，證據明白了，環境生態和資源卻都已經全部完蛋了。這時候再來談甚麼保護，都將只是空談了。

在國際社會上，這種「預警原則」的具體實踐，最好的例證，就是1995年的︽跨界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管理養護協定︾的國際立法。在這部公約中，各國創造了兩個基準點，或稱之為參考點。當魚類資源的數量達到第一個參考點時，全球漁船就必須進行特定魚種的限量捕撈；到達第二個參考點時，就必須全面停止捕撈。

過去五年來，大陸對於其沿近海的海域使用，已經有了比較完善的立法　︽海域使用管理法︾。將沿海各個海域的使用專案，按照各自海域的特性，加以規劃；然後在「使用者付費」的基本前提下，要求任何使用某一特定海域的人(自然人或法人)都必須提出申請，經過審批，繳納費用，才能取得該一海域的使用權。這種使用權是有價，而且可以用來質押的權利。他的好處很多，最重要的自然就是可以利用海域使用權利金的管理，讓「預警制度」得以有機會被實施。如果地方政府認為某一海域的使用可能造成某種環境與資源的損壞，他就可以提高收費，限制使用；甚至拒絕批准，禁止使用。

現在，在臺灣地區，包括金門地區，我們還沒有這樣的立法設計。因此，我們也就會發現，雖然金門在古寧頭附近水域，設立了鱟的養殖保護區，但是由於兩岸的海域使用規劃不同步，在對面的大陸水域，仍然允許某些採砂、建築的活動。這就讓那些不懂人類政治分歧的鱟爸爸、鱟媽媽們，無法享受到最好的環境，來養育它們的小寶寶。只不過，由於兩岸的科學合作行動有限，我們其實並不能精確地知道，到底甚麼事情，造成了甚麼影響；以及甚麼影響形成了多大的損失。

因此之故，兩岸的政治家們應該立刻順應國際社會上的潮流，先將政治分歧擱置一邊，把環境資源的養護問題擺在中間。採用所謂的「預警原則」，建立海域環境的預警制度。在兩岸還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也沒有足夠的政治合作以前，就先把我們同生共命的海洋環境保護好，以免將來兩岸終於大和解了、雙方終於能夠有效地聯合研究清楚了這片水域的種種，但是一切卻都已經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