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立委雷倩昨應邀至縣府演講，以金門心、台灣情，展望世局，尋找美麗新世界，獲得聽眾熱烈的迴響。她說，一九九七年從紐約到新加坡以來，這過去十年，其實我們身邊已發生翻天覆地的大改變，大局勢改變，放在自己的脈絡中間來看，這整個世界局勢已完全不同。而這世局的改變，台灣碰到四重重要挑戰(GROW)，包括成長、改革、怎樣給不同的人同樣的機會、邁入老年化的社會福利部份，都紛至沓來，期望大家一起來面對大的局勢轉變。

雷倩以大的戰略來談，指出金門有一些曾經想像的機會，包括小三通給金門的承諾，到目前還沒有完全發展出來。她指出，如果可以站在二千零一年一月一日來看，就像昨天被美國打下來的間諜衛星上，我們可以從一個很高角度看台灣、看全世界，你可能看到沒有戰爭、沒貧窮、沒有疾病的世局，而千禧年的那一刻，其實我們看到美麗新世界，人類似乎從冷戰結束後將近二十年，包括蘇聯整個制度全部改變，世界彷彿不再會見到戰爭，那時候我們全部的國家陸續進入WTO，聯合國也宣稱，天花被打敗，每一個疾病被打敗，彷佛看到沒有疾病的世界。但很快的，這幾年當中，戰爭重新成為我們的語言之一，從伊拉克開始，這種巨大貧窮，新興國家歐亞非國家，包括SARS，也使得人類的穩定都受到挑戰。而在九一一之後，本來安穩做為多邊主義國家支持者的美國，立場也受到改變。過去美國是聯合國重要支持者，堅決相信多邊主義，對比較弱小的國家，可以用談判方式解決問題，但九一一撼動美國堅持，出兵伊拉克時，並未等到聯合國決議文，單獨和英國出兵伊拉克，行為上已有鉅大的不同，就連角逐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的歐巴馬在演講中，也成為選舉重要訴求點。

雷倩也以面對FTA、RTA、CEPA及崛起的中國大陸消費市場，談到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京都議定書，以及石油儲量。她指出，就西太洋戰略燃點來說，以東海局勢為例，近年我國漁船遭日本驅離或扣押，也凸顯了專屬經濟區劃界協商的重要性。

至於台灣經濟的挑戰議題上，雷倩認為，國際景氣及中國大陸的磁吸效應下確保成長、銀行系統及金融改革；失業率及跨世代層級流動、人口老化及適切的退休及年金救助政策，都是台灣經濟面臨的挑戰。她並指出，一次金改在打銷壞帳，二次金改則弊端叢生。而政府要掌握包括經濟發展中的非經濟因素，例如核四興建政策。以及內部成長中的外部因素，例如開放觀光、台商投資上限；以及財政收支與劃分使用，例如治水預算；和長期政策的財政紀律，例如健保、勞退制度。

她指出，民進黨政府投入一千一百六十億的治水預算，以四百年防洪區，但國土規劃該做沒做，治水速度不及淹水速度。而長期結構性失業的解決則非常重要。

雷倩認為，新世紀旅遊業的戰略位置，就是要創造旅遊經驗。而觀光旅遊發展的新模式，則是要由開發主導轉向社區主導。她並以夏威夷為例，強調居民由反觀光客，到社區擁抱觀光客，就是從政府、企業、教育、社區四根支柱撐起的夏威夷「社區主導」成功模式。

雷倩並指出，我們已經從一個非常高度資金進入成為亞太營運總部的這個位置，慢慢的流回到只是在做簡單的某一些忠誠的製造業者為主。因為我們高階製造業的部份事實上已經外移出去，另外在創新研發中心這個地方，雖然我們做得還不錯，但她認為我們有二個很大的風險，第一個是我們的國家機密保護法一直是要讓未來擁有創新研發的人，如果他在台灣的公司工作，而被視為擁有這種高階的技術的人，他可能不能夠隨意的進出台灣，這是我們在國家機密保護法，尤其是民進黨所提的版本中間，她認為對於台灣成為企業總部或是營運研發中心，最大的一個斲傷，最危險的一個部分。

雷倩也表示，不過好消息是去年的三月五號，我們通過了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所以台灣會成立亞洲第一個智慧財產法院。是會對於外國的智慧財產權及本國人的發明有整個亞洲最好的一個法院，也就是法制的保護。所以我們一邊還在創造一些新的競爭優勢，但是我們時常會被我們一些過去的想法宰治，使得我們往前走的速度變得非常的慢。

雷倩指出，一次二次金改，一次金改主要是打銷壞帳，二次是希望結構改革，讓我們的服務業規模可以加大，尤其是指金融服務業，但是它中間所發生的第一個問題，我們時常在碰到公營事業的時候會發現，二次金改它的弊端是特別嚴重的。當時的計劃是我們被擋下來的二次金改的計劃，這個計劃是在立法院經過投票，那一次的投票是只有八十七名的民進黨同意，其他的包括台聯、國民黨、親民黨、跟我們無黨聯盟全部都反對。而那個是她寫的一個決議案，預計只賣402億出去，這些都是各賣部分的股權，大概平均起來是賣百分之十四，賣一點點股權出去，可是你去移轉的，就是新的買主，可以擁有完整的經營權，所以你去移轉的，是超過九兆的資產。它可能的分配、處理，以及你去準備給誰信用不給誰信用的這些權利，那麼中間你直接去移整的存款餘額超過七兆多，也就是說全部都是存戶的錢，可是你去藉著賣一點點的股份，四百多億就把它的經營管理權利讓給別人，所以這當然是二次金改中間比較大的問題。

雷倩指出，大家知道，最近幾年我們的失業率在專家看起來真的沒什麼了不起，百分之四如果你加上那些一年找不到工作，一年以上找不到工作他就不在勞動人口基數裡面算人了，這樣加進去也才百分之六左右，乘上以你每個家戶的平均人口，受影響的人約略是一百二十萬人。在經濟學家看起來，其實這個數字並不是很大，可是我們的失業率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它是結構性、長期性的失業。因為我們第一階的製造業外移之後，比如說一個成衣廠的工人，他永遠不會找到另一個成衣廠的老闆來僱他他原來會做的事情。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創造六個月的就業機會、社會急難救助等短期措施，甚至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做教育訓練跟就業輔導，可是就拿台汽做例子，當台汽把這些他的駕駛都遣散的時候，他們一共爭取到三次電腦的教育補助的機會，可是一個台汽的駕駛，受過三次電腦的教育訓練之後，他還是不可能成為一個電腦工程師。

雷倩表示，所以台灣最後在成長的一個經濟體，因為我們產業外移所留下來的就業機會，喪失機會的經濟體，其實是二個不同的世界。所以這二種人中間沒有重壘，很容易也會造成跨代層級流動的問題，就是窮人的孩子他在現有的教育制度底下，更可能進入私立學校，所以他也更可能要花更多的就學貸款，或是申請更多的就學貸款，可是當他出來的時候，他的私立學校這個學歷讓他找工作相對的困難。他就更還不起錢來，不久之前，大家看到有四十四億可能的就學貸款的呆帳，有超過百分之十二的人，他畢業出來以後，沒有辦法去處理他的就學貸款的問題。

雷倩也指出，最後一個問題是絕對的，就是台灣的人口老化是非常明確，可是我們過去做為一個經濟體，並沒有老年給付，也沒有很明確的老年保險。所以在短期之間要去開辦這樣的業務，但是你又並沒有長期的準備，使得它成為一個非常巨大的財務負擔。因此我們做了一些比較可怕的東西，叫做18％的改革。就是直接的在用一種震撼教育的方式，去對軍公教人員改變他本來預期有的退休給付。那麼在G.R.O.W四件事上，台灣的經驗是政府其實掌握的這些關鍵，都受到了某些的扭曲跟誤用。

她指出，政府掌握了整個經濟發展中間那些可能會影響長期走向的非經濟因素，比如說核四停建的時候，外資就停止進入台灣，不是說建核四廠的那些人不來，而是所有的人看到台灣的現象，就是你的政權風險，變得非常的龐大，你連跟政府打的合約，都可以在沒有錯誤的狀況之下被片面的廢止。所以政權的風險就是所謂非經濟因素，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核四停建之後，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外資每年進來的都沒有超過二、三佰億台幣，這是非常非常低的一個數字。

雷倩認為，二十一世紀國家間之競爭，就是政府在政治和政策上的相互競爭，能成功帶來外援和技術、資金，就能在競爭中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