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內戰與冷戰」兩岸學術研討會，昨日上午第二場論文發表，由發表人周娜、牛大勇、戴超武擔綱。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周娜昨日以「試論艾森豪政府在台海危機中的決策模式│以第二次台海危機為例」作論文發表，認為第二次台海危機是第一次台海危機的繼續和發展，美國基本沿用了在第一次危機中的政策路線。與第一次危機所不同的是，第二次危機中，美國抓住時機，與臺灣當局進一步調整關係，在原有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基礎上達成了美台「聯合公報」，從而使美台關係在上述兩個基礎上長期確定下來。
　周娜指出，綜觀台海危機的處理細節，艾森豪與杜勒斯的關係並不例外。杜勒斯在其中起到了極為積極和重要的作用，但不外乎美國外交政策的設計者、執行人和發言人。雖然他傾向對中共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但卻從未擅自行事。艾森豪始終牢牢掌握著對台海局勢的最終決定權。然而，美國將對台海的決策同整個西太平洋的安全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信譽與威望聯繫起來的思維邏輯，使美國在危機處理中缺少迴旋餘地。即使是艾森豪採取模糊戰術，也不能從根本緩解美國在危機中所處的尷尬局面，當新的危機發生時，美國將極有可能重陷進退兩難的境地。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牛大勇昨日以「一九六零年代初期美台關係中的金門馬祖問題」作論文發表，認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重大麻煩是臺灣問題。美台關係至今仍是牽制和干擾中美關係正常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冷戰時期的一九六零年代初，甘迺迪政府醞釀著對華政策的調整，但在對台關係和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問題上，面臨障礙。　
　牛大勇指出，甘迺迪時期的美台關係，表面上平平淡淡，沒有什麼大的起伏，實際上暗潮洶湧、波瀾起伏。這時期的美國，在許多問題上同臺灣當局發生齟齬，除了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美國同蒙古關係正常化問題、廖文毅赴美簽證問題、從緬泰老邊境地區撤走國民黨殘軍等問題之外，還有反攻大陸和沿海島嶼棄守等問題。　
　牛大勇認為，歷史帷幕之後發生的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美國對華政策中長期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在影響甘迺迪政府對台政策的諸多因素中，地緣政治利益、意識型態、道義原則、威權的擴張、目標的確定、力量的限度等等，都被美國決策層反覆考慮和權衡。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戴超武昨日以「中國、美國與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的結束」作論文發表，認為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中國炮擊金門和發動解放浙東島嶼戰役，實際是中國再次提出「解放臺灣」任務具體體現。　
　戴超武指出，中國之所以在朝鮮停戰協議和日內瓦會議後作出如此決定，是同當時的國際形勢以及臺灣海峽局勢的發展變化分不開的。一方面隨著遠東國際形勢的緩和，臺灣問題日益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反對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成為中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如何突出臺灣問題，中國領導人採取了炮擊金門和解放浙江沿海島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