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力抗全球經濟不景氣，各國政府莫不絞盡腦汁提出各種政策，從擴大內需、發消費券到減稅，期能挽救飆高的失業率，提振市場活力；多數企業也面臨空前危機，有些強化研發能力、加快產業升級，有些放緩腳步、固本培元，以度過經濟寒冬。
在這樣的時局下，我們認為人才培育雖未能立竿見影，但卻是永續發展所必備的基礎，也是下一個競爭機會勝出之要件，需要政府在這個時候好好投資。
回顧歷史，日本在十九世紀的明治維新，值得我們借鏡。明治維新影響最深遠的啟蒙思想家，當推福澤諭吉。現在日本萬圓券紙幣上印製的人像不是政治人物，而是這位偉大的教育家。其中，他在1868年創辦慶應義塾大學，仿效歐西私立學校的常例，設立財團法人，訂定塾則，規定學費，確立課程內容。福澤主張的教育方針有兩方面：「有形方面，以『數』『理』為基礎；無形方面，以培養『獨立心』為旨趣。易言之，論事以合理為準繩，言道德則以獨立自尊為立身行事的基本。…欲使日本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各強國，除鼓吹獨立精神及提倡實學之外，別無他途。」
還有，福澤諭吉對於塾生品行非常重視，為了整頓學塾的風紀，變化他們的氣質，福澤訂定了簡單的塾則，一面要求他們嚴守，一面自己也躬行實踐，期能導引其生活於正軌。經過百餘年來的發展，慶應義塾大學的校風獨樹一格，已發展成日本排名前10名、世界排名第125的名校。
而今日我國各級教育在量的方面固然蓬勃成長，質的方面卻危機重重。我們呼籲提倡重視教育，並非要學校與家長更「精準」、「用力」的管理孩子，相反地要放手，鼓勵獨立自主與創意發展。少子化的結果，許多家長身負巨大壓力，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凡事精心安排。上下學接送，風雨無阻（孩子們失去了認識校園與家庭以外的世界之機會）；下課以後進才藝班、美語班、數理班，行程滿檔。「微觀管理」之下所培育出來的孩子，到了大學連基本的獨立自主都成問題。不少大學生在面對學務人員輔導時，竟掏出手機說：「這些問題你跟我媽談好不好？」令人啼笑皆非。這就是卡爾·歐諾黑（Carl Honore）在《慢的教育》一書中所指出的：「按照他人理解的成功定義養大的孩子，不被允許失敗，到後來也可能變成眼界狹窄的人。正當全球化經濟迫切需要敢冒險的人才時，我們卻在教導子女不可冒險，要走別人已經鋪好的大路。」
此外，當證據告訴我們，好學校的特質不能用考試分數衡量，也不能增加課業量和競爭來造成時，英格蘭的聖約翰學校暨社區學院做了很好的示範。他們將考試儘量減至最少，以五種核心能力培育11-18歲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運用資訊、處理改變、人際互動、世界公民、學會如何學習」。他們給的不只是文憑而已，而是終身學習的能力。
然而，當學科分工愈發精細，所謂專業已經成為狹隘眼光的代名詞之際，「教養」成為人才培育至關重要的部分，我們要在未來勝出，教養的厚度絕對是關鍵。德國漢堡大學教授史汪尼茲（D. Schwanitz）特別關心教養的問題，提出以人文關懷為基礎的社會知識與能力之培養，可以避免庸俗化、沒教養、甚至反教養的趨勢，特別身處於今日政治鬥爭的語言暴力及羶色腥的媒體環境中。教養並不只透過大學的通識教育（博雅教育）獲得，教養的養成環境就在日常生活當中。教養除了是文明國家的軟體指標，更是人類社會賴以提升的核心價值，值得每位家長及教育工作者加以重視。
當拚經濟用盡了所有立即有效的短期方案後，回過頭來想想百年樹人的社會工程，那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