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Quemoy），一座位於遠東的邊陲島嶼，對西方社會來說，遙遠且陌生。

千年前，來自中原移民躲避戰亂在此落戶，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安居樂業；四百多年前，葡萄牙商船航經這裡，記錄了她的海上形貌；三百多年前，島民向東拓殖，渡過台灣海峽這條黑水溝，來到澎湖島、安平及鹿港尋找新天地；一百多年前，青年們再度外出，遠赴南洋殖民地打工、經商，儉樸的華僑將勞動所得匯回家鄉，修建祖厝大宅或興辦學校。二戰期間，日本軍事佔領金門，作為箝制華南的基地，人口再度外移，多數逃往僑居地避難。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的金門歷史，就是一頁頁追求生存的移民史，以及移民與家鄉割捨不斷的關係。

一九四九年開啟的國共戰爭，島嶼的命運捲入了國族的軍事對抗中，許多生命財產的犧牲確保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延續。隨後而至的冷戰，更成為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烽火前線，糾葛於華府、莫斯科、北京與台北的政治角力及外交斡旋中。一九四九到一九九二年，整整43年間，金門從一個與海外有著密切關係的開放社會，變成一個服從於軍事統治的封閉社會。民防自衛隊的訓練、躲砲彈的防空洞生活、戒嚴管制下的各種限制，凝結成戰爭的記憶；當然，以軍事目的為出發的民生工業建設，以及大量駐軍所帶來軍人消費經濟，相當程度地滋養了被戰爭所摧殘的百姓生活。這種既緊張又依賴的軍民關係，再現了一個時代的特殊面貌。

這樣的歷史轉折，讓金門與東西德的柏林、南北韓的板門店一樣，是二十世紀中葉世界關注的火藥庫。以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所爆發的砲戰為例，西方即以「金門危機」（Quemoy Crisis）稱之，著名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每天以焦點新聞報導這座島嶼的落彈量，以及軍民如何度過難關的表現。金門的屹立不搖，宛如台灣海峽西岸不沉的航空母艦，守護著台灣的和平繁榮，也抵禦了共產勢力的擴張與蔓延。

隨著冷戰的和解，以及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變化，金門不再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金門解除了戰地政務體制，回歸民主選舉，開放觀光活動。駐軍逐年撤除，社會漸趨活絡。二○○一1年元月一日「小三通」啟動，中斷半個多世紀之金門│廈門的船運航班恢復，台灣商人絡繹不絕，以此作為前進中國的門戶。歷史再度變奏，金門不再是兩岸軍事對峙的前線，而成為經略中國的「經濟新前線」。

在新的時空環境下，金門的發展面臨不同的機會與挑戰。一方面，如何善用歷史所遺留下來的資源，轉化為休閒旅遊的消費經濟，成為主要的課題；一方面，如何舖陳、述說戰爭時期的生活經驗，使世人得以認識這座島嶼的苦難歷史，體驗鬼斧神工的軍事史蹟，並在戰地的真實場景中體認到和平的可貴，亦為值得思索的方向。簡言之，若能妥善再利用豐富且多樣的軍事史蹟，賦予新的主題與價值，必能以歷史保存及文化觀光的發展方向，再度贏得世人的矚目，一如二次大戰的法國諾曼第登陸海岸（Normandy landing beach）的戰爭博物館群。

藝術是戰地歷史的最佳詮釋，藝術也是悲慘經驗的最好救贖。二○○五年的「金門碉堡藝術館」（BMoCA），以戰爭歷史為素材，涵蓋了美術、裝置藝術、音樂、電影、戲劇、建築等領域，如蔡國強、林惺嶽、李錫奇、汪建偉、姚謙、譚盾、蔡明亮、張永和等大師，嘗試藉由藝術詮釋這座世界級的戰地島嶼，已為金門開拓了知名度。

因此，與其坐困愁城地擔心大三通時代金門的邊緣化，不如嘗試跨越政治、跨越悲情，以想像力引導金門的發展，並落實於具體的行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