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業起，文化資產保存已成為國際的重要論域；藉著教科文組織推動世界遺產的影響，諸多文化的論述逐漸成熟，轉變了人們的文化觀念與生活型態。這些現象包括對文化價值的多元多樣理解，體認文化和自然的互動關係，理解有形和無形文化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也清楚地將保存與合宜的活化再利用同等重視，進一步將文化保存視為人類永續發展的重要支持力量。近三十年快速的轉變，非但是全世界共同面對的課題，更衝擊著國內文化資產保存與社會發展；其中又以歷史街區的保存與發展如何並存共榮，受到各國關切，1月28日召開的ICOMOS亞太區域會議，即以此項作為主題。
國際有關上述議題的對策，基本上可分別三個層面理解。首先，在觀念層面，華盛頓憲章（1987）提出歷史街區與城鎮的重要意義，以及有別於單體建築的保存觀念；瓦萊塔原則（2011）進一步的闡釋了保存與發展互為表裡相互依存的重要關係。ICOMOS2011年大會的巴黎宣言，則直指遺產是發展驅動器（Diver）的重要宣示。其次，ICOMOS於2011年發布世界遺產影響評估HIA（Heritage Impact Accessment）的指導文件（Guidance），並和UNESCO進一步於2022年作成作業工具（Guideline and Toolkit），在執行面上提供良好的參考。再則，2005年大幅修訂「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指南」，強化對遺產地管理計畫（Management Plan）的力度，要求將遺產地與鄰近開發計畫的互動關係，納入申遺評估的重要事項。近幾年世界遺產大會的審議中，也清楚地呈現不再一昧地以遺產為主，要求外圍環境做凍結式或民俗村式配合的零和賽局；轉為以更包容的胸襟探討互利雙贏的可能性。
即便如此，歷史街區的保存在發展，事實上已至少涉及文化與都市發展兩個主管機關的權責，又往往牽動人民權益與可能更大規模的開發利益，必須透過法律的層面規範和跨領域的共識協作，才有可能順利推動，難度極高。
尼泊爾是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大國，配合世界遺產申報與定期評估，自2013年起做了8次世界遺產點的HIA，並將經驗納入2022年文物保護法修法內容，同時也展開HIA專業人員的培訓認證工作。韓國自2017年光州大橋周邊開發事件，以及皇陵系列遺產申報經驗中，理解HIA的重要性，很快地在2022年12月的修法裡，明訂HIA的各項要求與執行方式。
澳洲是亞太地區執行遺產保存最具經驗的國家之一，很早就建立「DCP-HIA」的執行機制；亦即，文資主管機關超前部署提出遺產地（歷史街區）周邊的發展控制計畫（DCP），再由開發者針對DCP的規範提出HIA並經審議通過後執行。此外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在官網上公布「更好的場域-環境整合設計策略」（2017），次年再公告基於計畫下的「都市設計指南」和「遺產設計指南」等文件，指引開發商和建築師以包容的方式處理保存與開發問題；雪梨知名的維多利亞女王大廈、中央公園等都是採上述原則的成功案例。保存重要價值的區域並開放部分地域做協調性開發，並將價金回饋保存公益，這項在澳洲和世界其他國家先例，不局限於靜態的「全區保存」反而可以在保存和開發中取得平衡，十分值得參考。
我國對此項議題列於文資法第34條至38條，僅止概括性的原則和行政程序規範，然而文資部門多缺乏DCP的觀念，每遇開發才召集臨時性的專家小組針對個案討論，難以形成具體性的論述與原則；都計部門整體協作，常因參與人員而有不同結論，十分可惜。尤有甚者文資法第37條立法意旨良好但因部分法令文字與實務層面扞格，立法至今不能落實令人扼腕。都計部門發動的都市計畫檢討或都市更新，涉及文資法事宜不在少數，因著未能協作溝通引起滯礙的社會成本，十分不值。
綜上，歷史街區文資保存和都市發展共存共榮，原本就是國際共通的趨勢，基於更高的價值揚棄本位思考，援引國際成功經驗跨域協作，由中央主管機關協商釐清政策法令，並輔導地方主管和專業者落實各項執行工作，當可有效開創新局提出符合社會期待的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