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教育現場的紛擾不斷升級，教師、家長與學生三方之間的信任基礎逐漸崩解，校園濫訴問題已然成為壓垮教育品質的最後一根稻草。自2019年《教師法》修訂後，雖立意於汰除不適任教師，但實務上卻因制度失衡、程序繁瑣與權責不清，導致校園濫訴歪風橫行。
誠如所見，教育現場的荒謬案例層出不窮：教師因作業量過多遭投訴、因假日穿著便服用餐被檢舉「有損師表」、因要求學生準時交作業被視為「言語霸凌」……種種脫離教育本質的指控，不僅消耗行政資源，更使教師陷入動輒得咎的困境。當「教學自主」與「濫訴風險」成為不可承受之重，教師被迫在課堂上自我審查，甚至放棄必要的管教權限，此種寒蟬效應，已嚴重侵蝕教育的核心價值，有識之士引以為憂。
更關鍵的是，現行機制過度依賴外部審議，壓縮校園主體的參與空間，導致校方在處理爭議時傾向息事寧人，最終犧牲教師權益，不僅無助於釐清真相，反而助長濫訴者的投機心理。針對此一亂象，亟需政府借鏡國際經驗，從制度面與文化面雙管齊下，方能重建校園和諧。
面對校園濫訴問題，日韓兩國的積極作為值得台灣借鏡。在韓國，長年因「怪獸家長」濫訴導致教師輕生案件頻傳，迫使社會正視制度缺失。2023年9月，韓國國會通過《提高教師地位及保護教育活動特別法》修正案，明文規定「教師正當教育行為不受虐待兒童罪指控」，並將「反覆不正當干涉教師教育活動」列為侵犯教權的行為。此外，韓國教育部更擴大對教師的法律支援，包括成立專責機構處理濫訴案件，並強化家長教育責任的規範。此舉不僅為教師劃定專業自主的保護傘，更從源頭遏止濫訴歪風。
日本則從地方層級著手，例如東京都教育委員會制定《校園客訴霸凌手冊》，明確區分「正當投訴」與「不當干涉」的界線，並提供教職員應對指南。手冊中列舉常見的濫訴類型（如無理要求更改成績、深夜騷擾教師等），並授權學校得拒絕受理明顯不合理的申訴。此種制度化應對模式，既維護家長合理權益，也避免教育現場淪為訴訟戰場。
日韓經驗顯示：保障教師尊嚴與專業自主，絕非對抗家長，而是透過立法與行政指引，重建親師合作的信任基礎。反觀台灣，教育部雖將「友善校園」列為政策目標，卻始終未能對症下藥。現行制度片面強調教師責任，對濫訴行為束手無策；學校行政體系因應投訴案件疲於奔命，卻缺乏拒絕不當檢舉的權限；家長管教責任長期遭漠視，導致親師衝突加劇。
必須再次強調，校園濫訴問題的解決，不僅關乎教師權益，更牽動整個社會對教育體系的信任，當教師在恐懼中教學、家長在猜忌中監控、學生在對立中成長，台灣的教育將失去培育未來人才的動能，如何化解現階段校園的對立與紛擾，值得社會深思並展開具體行動。
教育部與立法院必須正視制度缺失，借鏡國際經驗，在汰劣機制與專業保障間取得平衡。更重要的是，社會應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學校不是服務業，教師不是客服人員，親師更非對立雙方，唯有重建以信任為基礎的教育夥伴關係，才能讓校園真正成為孕育希望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