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與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兩位學者的洞見，不僅僅是分析川普再度勝選的背景，更為全球民主社會敲響了警鐘。他們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兩大黨的選民基礎發生結構性轉變：民主黨日益迎合城市菁英，卻忽略了昔日賴以為重的工人階級。這種疏離感，成為川普再次當選的沃土。
這不僅僅是美國的故事。皮凱提透過數據揭示，全球化下的製造業工作外流，導致特定區域失業率飆升，這些被犧牲的工人轉而尋求改變現狀的領導者。桑德爾則進一步闡釋，當經濟機會枯竭，社區機構如工會、宗教團體也隨之式微，社會的凝聚力被削弱，政治極化便不可避免。
放眼台灣，我們正走在一條相似的道路上，金門也無法置身事外。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前1%富人的財富不斷增長。在教育領域，台大教授的研究數據更是赤裸裸地揭示了地域與階級的不平等：台大學生多數來自台北等富裕地區，北市大安區的學生佔比（6.10%）是台東縣的30倍（0.19%），來自金門等偏鄉地區的學生比例也同樣偏低。最富裕家庭的孩子，進入頂尖學府的機率是最窮家庭的6倍。
當教育成為複製階級特權的工具，當經濟成長的果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的認同與信任將被侵蝕。這正是民粹主義與政治極化得以滋長的土壤。當人民感到自己被拋棄，他們便會轉向尋求能為其發聲、挑戰現有體制的政治人物。
兩位學者為我們提供了可能的解方。皮凱提認為，提振就業並提供區域公共服務，是維繫社會公平的基礎。而桑德爾則建議左派勢力重新定義其認同，提出「經濟愛國主義」的概念：鼓勵企業回饋在地社會，而非將資本轉移海外避稅。這是一種將愛國主義與社會公平相結合的願景，讓經濟成長真正惠及全民，而非僅服務於少數菁英。
這場不平等的戰役並非不可逆。歷史證明，透過政策的改變，不平等可以被逆轉。這需要我們共同的勇氣│勇於面對不公，勇於挑戰現狀，並勇於重新定義「我們」。
「我們」不再只是同住在一個島嶼上的人，而是每一個在經濟發展中被遺落的工人，是每一個在教育機會面前掙扎的學子，是每一個在貧富差距中感到無力的家庭。唯有當我們將這些群體視為共同體的一部分，並為他們尋求實質的公平與正義時，我們才能真正消弭極化不平等，讓社會重回理性對話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