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李卓吾（李贄）亦有個己主體意志和負罪感覺醒的強烈表現；明末清初的二曲先生（李顒1627～1705）不也曾標舉出其反身悔過之學？《宋明理學史》（候外廬編，1997，北京，人民出版社）即說李顒的理學思想特色可賅括為「躬行實踐」、「改過自新」二語。閩中鄭重曾為晚年李顒的《二曲集》作序，說他「尤以悔過自新一語為學者入德之門，建瓴挈綱，發矇起聵。」果真如此，誰能輕責以吾國民不具、不知一懺思悔意？我們思考、扒梳這個議題的理路或可分兩個層次，其一，先秦原始儒家和有新儒家之稱的宋明理學質貌己見出入，後者的心性論頗受佛教浸濡，不妨說，心性論議題的宋明理學實已揉雜了佛儒道三學。其二，儒家領會的省過、悔罪和釋氏的懺悔或不僅止於責己程度的深淺，而在其本質的差異。即以上述劉宗周「訟過法」為例，就不難窺見儒釋二教相遇，搏合與扞格難入處。首先劉宗周題曰「訟過」而非「訟罪」，二者差別可知。緊接在後，他又載列三則「改過說」。「過」、「改過」、「省過」都是儒家語，佛家的說法則是「罪」、「懺罪」。至於其所附會於佛教處亦隨手可拾，如其靜坐法與坐禪仿同。「妄緣」、「真來面目」皆為佛教常見詞彙。﹝「太虛」則是道教語﹞「改過說二」一則曰：「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這種說法無疑係撿擇自佛教宇宙現象論﹝緣起論﹞中的真如緣起或華嚴宗的法界緣起。又「訟過法」裏說的「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固然不離儒家「求放心」的存養功夫，然而恐怕也難說沒有受到佛教止觀法門的影響。先秦原始儒家首重的應是實際生活的倫理和政治，﹝見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大學》和《中庸》成書時期稍有改變，在心性方法論上有較深的著墨，直到孟子才更建立起個人主體的內在超越性。但即便孟子的心性論是先驗性的，他仍然又把這份內在道德性往外推，即所謂的「內聖外王」之學。職是，我們想必可以下著定論，即早期儒家提倡的心性論，仍主要是以社會群體存在為基礎的心性論。直言之，儒家的心性論仍推倫理為重，個人的存在價值意義必須落實在倫常中，存心養性，蹈仁履義，成為君子，及於至聖至賢。而君子的負面即為小人，小人唯寡廉鮮恥，唯廉恥之闕如。因此儒家是以知恥與否相責勸的，不妨這樣說，儒家的慚恥心和佛教的懺悔意識，一別於內外，二別於深淺。晚期儒家的宋明理學，有些學者欲以懺悔取代慚恥，無疑已察覺到二者的差別，故亟欲吸納某些佛教義理及行儀。李卓吾、劉宗周、李顒等人都是最好的見證個例。
懺悔意識的確並非以儒家心靈為主流的中國人所原有。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土後，與華夏文明相遇而濡會辨證，從「格義」、「言意之辨」到「三教合一」，以是懺悔意識也寖假而入，成為中國人心靈結構的某一部分。釋，儒、道三教合一與否此一議題，明朝一代尤爭執不休，近時學者錢新祖在其英文著作《焦竑：晚明新儒學的重構》（1986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一書，以為明末三教合一「合教的理路」（syncretic logic）已經改變，亦即三教並非三足鼎立，而是它們據有一個實體的全部（the integrity of a single entity），並可以互為解說，相互闌明。對此我們或應該另作此更細部的釐清理解，即三教合一要皆在「理」、「氣」、「心」、「性」這些題旨，標舉「懺悔」一旨，除了李卓吾外，幾無著眼。而李卓吾的悔過之學及其罪感之深巨，在其髮妻黃宜人捨世、其他親人也陸續喪離後而祝髮出家的他，其懺悔意識無疑是襲自佛教的，此其一；其二，以「懺悔」一題言，前曾提及，此詞彙是梵漢二字合譯，懺為梵語，悔是漢語，古人說寫幾乎都有「悔」而無「懺」字，此不妨再舉二例，一者如明末清初李顒標舉其心性修養宗旨的著作，書題《悔過自新說》，再者如唐朝韓愈的〈行箴〉文：「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思而斯得，汝則弗思。」﹝《評註古文辭類（下）》，民68年，台北，華正書局，第1459頁﹞箴文從頭到尾都只有「悔」而無「懺」。相對比於佛教經典或用複合詞的「懺悔」，或單用「懺」而幾無單用「悔」字者，便可略窺出其中端倪。即如《慈悲水懺法》、《法華三昧懺》、《淨土懺》、《梁皇寶懺》、《藥師懺》等等，皆直名之曰「懺」。法寶經文中也是這般，即如《大通方廣懺悔罪莊嚴成佛經》：「本自實無罪，為諸眾生故，懺悔四重禁。」
直言之，儒家的「悔過自新」是一心性修養之學，著眼在人倫敦和關係的修護；而佛教的「懺悔」則偏重於其個己罪性染業的滅除。嚴格地說，二者幾乎是南轅北轍，理路殊不相類。所以勢必很難真正搏合為一體。試舉以前述李顒的「悔過自新之學」來看，李顒其學雖本於儒家諸典籍，如《易經》之象，巽上震下的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書經》的不吝改過；《詩經》的天命維新；《禮記》的陶苑規矩；《論語》的過則毋憚改；《大學》的苟日新，又日新；《中庸》的慎其獨等等義理。惟在其悔過自新的方法論，即其靜坐功工夫，便如同劉宗周「訟過法」裏的靜坐，係襲取自佛教的禪座。李顒說屏絕「旁騖紛營」，才能「超悟」，無疑便見禪宗光影。他以心性修養到了極致，則「悔之又悔，以至於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極於日新之不巳。庶幾仰不愧天，俯不祚人，日不愧影，夜不愧衾，在乾坤為肖子，在宇宙為完人。今日在名教為聖賢，將來在溟漠為神明。豈不快哉？」此番談話和佛教《涅槃經》無常偈下半偈「生滅滅己，寂滅為樂」的精神若合符節。更精確的思考理路或應作如是解：儒家與佛教遇合，吸收了對方部分義理，然而其基本中心思想仍固守住儒家陣營，並無改變。歷代以來學人對﹝釋﹞佛儒二家濡會結果，究是「陽儒陰釋」，抑「陽釋陰儒」所見每有出入，我個人偏向認同後者，即以中國人心靈主幹仍以儒為主，而以佛﹝釋氏之學﹞為輔，我所持根據主要有二：一者原始﹝小乘﹞佛教的基本核心教義「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緣起」思想，北傳中國演衍為大乘佛教的天台、華嚴、禪宗諸宗派後，有了一大轉變，即轉為「一實相印」﹝空性、真如、佛性、如來藏心﹞，這種轉變即由無本體論的「緣起觀」一變為具體思想濃厚的一實相觀，這無非是中國儒家心靈壓過佛教心靈的一種強烈彰顯；二者，集心學之大成的陽明學說，一般人詬責其為病禪之學，然王陽明拈出「良知」以代替二程、朱熹等人的「心、性」之說時，無疑就是把受到佛禪浸染的宋朝理學拉歸思孟系統的心性論系統。而即使稍前我們以劉宗周知慎獨說受佛教染浸頗深，但也只是就其方法論﹝靜坐﹞而言。其慎獨之學究竟可歸溯於《大學》、《中庸》及《易》諸經。劉宗周自己對此也有自覺的闡發。劉宗周提出的「慎獨」、「敬誠」此二學說都是溯源而取借自《大學》、《中庸》等早期儒門典籍，再作一創造性的解讀罷了。《人譜類記》書中拈出的「訟過法」無非就是一種至精微、平實處泯滅體用之別的慎獨與誠敬學問。一般說來，劉宗周的思想屢變，其學術體系較為複雜而矛盾，他既辟佛，既譴責陽明心學末流「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亟思以慎獨、主敬等「孔門心法」拯溺之，然而其慎獨、主敬之學和陽明心學的致良知之學，其實並無多大殊異。考諸劉宗周對「心」、「良知」等人性及本體論的見解，在其整個理學體系中，每見扞格難偕，其認識論也飄忽莫定，時而唯心，時而唯物，其學術遷衍在此無法一一贅述。可以確定的是，劉宗周在當時盛談玄虛、遍天下皆禪學的時代背景下，亦未能逃脫佛教義理的董陶。前引《人譜類記》訟過法一節文字，便隨處可見佛教意象及思路，如「罪」、「妄緣」、「本來真面目」等等皆是。此亦不再贅言。
原始儒家時代，中國人固無類如佛教那因「罪」而帶來的「懺悔」觀，那麼，晚明理學，尤其是其中心學一脈，都說已近禪，濡染上諸多佛教義理，但頗堪令人玩味的是，其中佛教的懺悔一題，中國人卻依然未能照單全收。陳獻章、王畿、李顒、李贄、劉宗周諸人的慎獨、悔罪、訟過法，明末清初許多儒門中人依賴朋輩來互相攻錯的「省過會」，顯然都並不足為憑。究諸此種懺悔意識何以始終未能於華夏中土落地生根，化作中華民族性血脈實體的一部分？答案其實很簡單，即國人並無宗教性歸約的「罪」的意識，性惡觀也未能行成主流。
「罪」在國人心目中屬法律名詞，如《後漢書》裏管子說：「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人者，未之有也。」蕭統〈制法則贊〉一文：「惟斯法則，信為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以振，民不敢欺。」等等都是。中國人早先是用「咎」的字眼，即「咎」的觀念先在「罪」之前，易經中隨處可見的「休咎」、「咎」一詞是最好的例子；「咎」字意既是災禍，也是過失。又如東漢的鎮墓文中，有這樣的字句：「立制牡厲，辟除土咎，欲令禍殃不行。」辟除土咎，意即消除原來的災禍、罪惡。總之，「罪」的觀念在中國，原沒有佛教那種宗教心性論意義，「罪」原先或為法律用語如前面引例者，或是一般的「過失、過錯」意，如張載《正蒙‧有德篇十二》：「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其中的「罪」字即是「過失」義。《古今圖書集成》祥異典第六卷〈鹽鐵論〉：「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這裏的「罪」字兼含一般用語義和法律刑責義。
後來，佛教意義的「罪」的觀念多少漸漸染浸到中國人心裏，或更精確地說，是只浸潤到「生活層次」，終竟並未及於心靈深處的彼一「生命層次」。「罪」、「懺」觀得自佛教並影響中國社會的例證，即如城隍祭、東嶽帝祭時，有首掛紙枷，作伏罪姿態、隨神駕行列，也有所謂懺悔上疏狀，上面寫：
「弟子某某某因于今季以來身體坎坷，運限有乖，命內深滯天羅、地網、喪門、白虎、天空、吊客、流字、大歲，恭請靈安尊王作主，庇祐元辰光采，命運亨通，大命堅固，身體安康，許願本年某月某日某時起開放枷鎖，永求靈安尊王代為消改罪懲，自此懺悔，力行善事，祈求多福，永保迪吉。」
但這樣的悔罪，到底是佛、道二教揉雜，中外思維參半的。
依中土習俗，人病厄是自然陰陽、星宿運轉不調和而出現的惡靈所為，而罪福觀及其連帶而來的因果報應、懲治罪惡亦是佛教經典傳入後才染有；不妨再強調一次：雖有此染，但終竟未能真正深入國人心靈、化入穿不可拔的生命情意結。我認為，卻只停留在世俗生活秩序的層面而已。直言之，吾國人終究不能全然接受彼種以「罪」的染識為人所必有之業的思路，連帶此罪業而來的懺悔意識，不能說是付之闕如，卻應該說是膚淺無根的。再者，儒家心智系統雖也有過「神道設教」的傾向及發展，但「設教」此一偏於「人」的理性成份的昇陽，終究蓋過「神道」的層面。從儒家這種歸趨可以看出，中國人對佛教義理的接受是選擇性的，是有所保留的，是有其程度的之深淺的。儒家終竟以個己心性良知作為道德性的「內在超越」的依據。詩經尚書裏的「天、帝」還存有意志天，人格神的意含，隨後便漸轉為形上實體的「天命、天道」觀念，直到〈中庸〉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時，便決定了儒家思想的中心，落在「天人相貫通」之道，而其真正的重心是在具人性正面意涵的人身上。
基督教的心性論是由外部作超越，佛教則較複雜，其雖亦有神祇，但大體言，佛教以「即心即佛」，即「自性佛」，所以，其心性論毋寧是較接近儒家的﹝所以宋明儒學向佛教借火不是沒來由的﹞。即佛教以自性為佛的觀念和中國人上接於天命的良知良能，之有一內在超越的思路接榫了起來。
然而在人之心性中有「惡」的此一議題，佛教和中國人終究意見有了相乖左，終成中國人心性論主流的儒家思孟這一系統，嚴格地說，是不以人的本性具先驗之惡的﹝見《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徐復觀著，上海三聯書店﹞但人世之惡行劣跡到底舉目或見，這又該作何解釋呢？依孟子言，此一者來自耳目之欲，一者來自後天社會環境：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己矣。」（《孟子‧告子，上》
「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殊也，其所以陷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
引言前一段的所謂「耳目之官不思」，究是指德性心或知性心，語焉不詳，引致日後宋明儒的疑懼而爭擾不休，即便如此，此心也是要交接於物才能生惡的，至少不能說是先天具惡的。相對的，與儒家人性之「惡」的觀念相垺的「罪」，在佛教典籍中隨處可見，佛教的「罪」的觀念，確切地說，應是「罪業」或「罪苦」。佛教的罪是先天而具的，佛陀初轉法輪時即說四聖諦和十二緣起。四聖諦的第一諦即「苦諦」，十二緣起的初起便是「無明」，無明是日後人生死輪迴的第一因，職是，佛教經文中「罪」、「罪業」、「罪降」、「罪緣」、「罪苦」、「罪相」諸如此類的字眼便每不乏見。《地藏菩薩本願經‧如來讚歎品第六》且明白宣喻：「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依印順法師言，漢譯的佛典凡稱揚如來名號及功德的，都和懺悔有關。
（四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