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剛時常借書給我，我定期還書，絕不拖延。因此獲取他的信任。一日，我笑問他，將來老了之後，你的這麼多藏書怎麼處置？
　　你有啥意見？
　　送給圖書館傳播文化，最為恰當。賣給廢紙店，只能換兩瓶酒。
　　我要親手把所有的藏書燒掉它。
鮑剛的激動是有原因的。他的雜文、隨筆或小說，寄到報社或雜誌，不到一週，原件退回，他曾幽默地說：「我真對不起郵務先生！」退回的稿件，鮑剛把它藏在一個皮箱內。目前，這隻皮箱還在花蓮家裡存放著。
　　提起此事，他笑了。
　　你將來怎麼處置這些稿件？
　　鮑剛在電話中告訴我，到了七十歲，他把稿件整理出來，自費出版。然後寄到各縣市圖書館，隨他們處理。他說：「我的作品也許有撥雲見日的一天吧！」
　　鮑剛的牢騷，使我聯想起聶恆生前的談話。他認為從鴉片戰爭以來，炎黃子孫便產生濃重的自卑感。天文地理、洋槍大砲、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咱們什麼都比不上外國，遠來和尚會唸經的錯誤觀念，已深鐫在這個民族腦海，達三百餘年歷史。
　　聶老曾提起錢鍾書年輕時期，剛從海外留學回國，寫了一部淺薄幼稚的長篇小說《圍城》，印了數百冊，無人問津，最後堆在倉庫化為垃圾；不料半世紀後，美國一個文學評論學者，別具慧眼，評論《圍城》是曠古罕見的奇書，於是忙壞了大陸的出版界，形成洛陽紙貴的景象。聶恆激動地說：「這不是見鬼的事！遠來的和尚，一定比咱們的和尚高明。」
　　那次會面，聶老還提起有關蘇岱的新聞：蘇岱引進《小鳳仙豔史》影片，在廣州放映，受到圍攻，被送青海進行勞動改造，因為感到委屈，一時想不開，竟然自裁身亡。這件事我一直瞞著余敏，唯恐引起她的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