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走後，我去宜蘭鹿兒家住了兩天，又去基隆五堵看望童沐人，為的是解除寂寞。從余敏出國那天，我便開始懊悔，我應該陪她一起遠行。每晚，我撥電話去舊金山的蘭兒家，因為時間不準，時常無人接電話。只要接通電話，我像中了統一發票那樣快活。
你身體好麼？
　　好，妳呢？
　　我很好。
　　吃什麼？
　　隨便吃。
　　別做飯了，下小館吧。
　　在越洋電話上，翻來覆去總是同樣的話，毫無新意；不料在她即將回台的前兩日，忽然在電話中改變了話詞。她說：「彥子，我昨天接到菊花的電話了，她兒子也跟我聊了幾句話，洋腔洋調的，他們住在紐約，生活過得還不錯。你還好吧，回去再聊吧。」她立即掛斷了電話。
　　我聽出了余敏的話意，菊花已經回信，她還活在人間，而且還有了兒子，這些話是騙我，還是特意安慰我呢？
　　余敏從美國回來，確實帶了喜訊，這件喜訊讓我驚訝，讓我如痴如夢，不敢相信它是事實，但是，余敏從皮包裡取出一幀泛黃的黑白照片，一個鄉村婦女，抱著一個牙牙作語的嬰兒，兩人咧嘴苦笑，菊花還活著，真的，我嚎啕大哭起來。　　
「你哭啥？彥子，你應該笑。再告訴你，她懷裡抱的那個孩子，是你的兒子，現在是石寨鄉支部書記，樂了吧？」余敏從皮包又取出了一封信，證實了剛才余敏所說的一切。而且我還知道在文革期間，因為海外關係導致菊花勞改數年，因禍得福，卻鍛鍊成一個健壯的勞動婦女。「感謝黨和毛主席，相信咱，信任咱，即使你成了資本家，也忘不了你是無產階級鐵路工人的兒子……」我撂下了信件，低聲啜泣。內心想起魯迅的話，這不是奴隸的語言是什麼！
這封航空信是菊花的筆跡，我非常熟悉，不過信封上的英文可能是李小彥寫的。菊花在信上說：「俺爹已於六一年病逝。他臨死前還惦記你，不知你是否結婚了麼？他怕你那個腦袋像老牛筋，三十出頭了還是光棍漢。這也是俺的一大心事。你比俺大兩歲，屬小龍的。算起來你已經五十二了。彥子，你下次要託人寄張照片來，我在社會主義裡生活，啥也不愁，啥也不缺，啥也不想；愁的是你，缺的是你，想的是你李彥啊！」
　　那夜，我在床上思前想後，難以入夢。余敏趁我去衛生間，才輕聲走進廚房倒水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