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三百首》選了李商隱的一首〈賈生〉，詩中那句「不問蒼生問鬼神」，是批判當權者的名句，歷來不知被多少人引用過。現在，不妨來溫習一下：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朦朧大師李商隱這首〈賈生〉，幾乎全是用口語寫成，一點也不朦朧。且由於此詩所用的材料，是漢文帝劉恆在宣室召見已被貶在千里之外達三年之久的賈誼，詢問鬼神之事的典故，詩中所寫到的人、事、時、地、物，及動作、神態等，都已清楚地呈現在眼前，所以，就更不難懂了。但為了進一步重建故事的現場，特將前輩們的註解綜合摘錄如下：
一、宣室─西漢時未央宮的前殿。在詩裡代指漢文帝。
二、求賢─古代的皇帝登基後，多有下詔求賢的動作。漢文帝一即位，就已徵召年紀才二十二歲的賈誼為博士，幾個月後，再超級授予太中大夫﹙三品﹚官位。次年，更佈告四方「詔舉賢良方正」。
三、逐臣─被貶謫在外的臣子，此指賈誼。
四、賈生─即賈誼。因他年輕，漢文帝就稱他為「賈生」。又因他曾經被貶為長沙王太傅，所以，後人又稱他「賈太傅」、「賈長沙」。
五、才調─指才氣，或才華風調。
六、無倫─無與倫比。
七、可憐─可惜、可嘆。
八、虛─徒然、空自、白費。
九、前席─「前」作動詞「趨前」用。即兩人閑聊時，一方聽得入神，不自覺地把身體或椅凳挪向對方靠近。
十、蒼生─百姓，引申為國家大事。
由於這是一首諷諭詩，且賈誼被貶的故事，早已被王勃寫進了〈滕王閣序〉，如「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等是。又因賈誼在被貶長沙的宦途中，曾寫過一篇〈弔屈原賦〉，憤慨自己的遭遇也跟屈原一樣，是「國其莫吾知兮」的「懷才不遇」。加上王勃、李商隱都自傷是「命途多舛」與「懷才不遇」的歹命才子。更因司馬遷作《史記》時，又把賈誼的〈傳〉併在屈〈傳〉的後面，成為〈屈原賈生列傳〉。賈誼有了上述這些主動及被動的型塑之後，所以，歷來註釋及欣賞這首〈賈生〉詩的人，便多站在「借古諷今」的觀點，並認定賈誼是因讒言以致「懷才不遇」，進而把矛頭指向漢文帝。如：
「﹙漢文帝﹚白白地移席向前，『不問蒼生問鬼神』，又令人多麼失望。」
「這是一首詠史的詩，借賈誼的懷才不遇而有所慨嘆。」
「求賢而不能用賢之所長，問鬼神而不問蒼生，故詩人有『虛前席』之慨。」
「唐代帝王多迷信神仙，不勤政事，作者借文帝問賈生之事而予以諷刺。」
「﹙此詩﹚對文帝的求賢諷刺深刻，表現了詩人對蒼生﹙人民﹚的關懷。」
「最可惜的是，漢文帝在半夜裡禮賢下士，不問百姓的事，反而問鬼神來由的事。」
不過，也有說公道話的，如：
「當時，漢文帝剛舉行過祭祀，故問及鬼神的本原。」
另外，也有褒貶各半的，如：
「這後兩句詩，則深刻地揭露了漢文帝對賈生的『知遇』的實情。惟在封建統治者的眼中看來，有才之士充其量只不過是一部活辭典，以備隨時翻檢之用。文帝在那次召見中，只問一些無關宏旨的問題，絲亳也沒有談到改革政治的事……賈誼許多卓越的政論，都未受到重視。皇帝的求賢愛才，只不過是個幌子罷了。晚唐的皇帝服藥求神仙，荒廢政事，不問民間疾苦，比諸漢文帝有過之而無不及。本詩末句，亦有深諷在焉。」
各家在做以上的註釋和評述時，間或也有斷章取義地徵引《史記·賈生傳》的現象。如：
「賈生徵見，文帝方受釐﹙舉行祭祀，接受神佑﹚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又如：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而《史記·賈生傳》裡的原文是：「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音僖，受釐，吃祭拜後的福肉﹚，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按即劉揖﹚，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帝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以《史記》這段文字和前面所引的兩段文字一對照，不僅詳略立見，而且讓我們看到了漢文帝對賈誼的器重，以及對賈氏遺孤的照顧與提攜。試想，如果漢文帝只是把賈誼當做「一部活辭典」，只是千里迢迢地把賈誼召進宮來「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話，漢文帝不可能把他最心愛的么兒梁懷王交給賈誼去教導。而在賈誼過世之後，孝武、孝昭兩代帝王，也恐怕不會那樣照顧賈氏的子孫。
再看賈誼生平的前半，《史記》說﹙摘要﹚：「賈生名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吳公徵為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孝文帝說﹙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太夫。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按：長沙王即吳差，係世襲的外姓王侯，見林家驪《新譯賈長沙集》。﹚
看完了上述《史記·賈生傳》的原文，便可知賈誼並非「懷才不遇」，而是「遇」得太早太快﹙入朝不到一年，就官居三品﹚，要不是遭到絳侯周勃、太僕灌嬰、東陽侯張相如，及御史大夫馮敬等元勳重臣的反對，他已位列九卿，跟周勃、灌嬰等元勳重臣平起平坐了，這還能算是「不遇」嗎？但因為「遇」得「太超過」了，終於引起了周勃等人的反對，漢文帝才不得不對他冷下來，並把他貶為長沙王太傅，暫時到長沙去避避風頭。而就在賈誼遭貶其間，漢文帝依照賈誼「列侯悉就國」﹙王侯離開朝廷回到封地﹚的建議，罷了周勃的宰相，並命周勃回到封地去，後來還一度因誣告而下獄。灌嬰繼任宰相一年多，因齊北王謀反而遭罷兵權，不久就死了。馮敬因告發淮南王劉長謀反，而被劉長的剌客殺死。張相如是東陽侯，大概也已遣回封地了。
瞧，元勳重臣尚且有「不遇」「遭貶」的時候，何況區區一賈生？
平情而論，漢文帝當時剛剛即位，政局並不穩定，而內憂外患不斷。能破格重用賈誼，需要很大的魄力和勇氣。但在衝到臨界點時，遭到周勃等人的反對，他也只有遷就現實，「棄車保帥」這一條路好走了。否則，真的會「動搖國本」。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量下，他只好把賈誼「扁」﹙貶﹚了。待政局稍為穩定，而周勃等人那幾塊大石頭的阻力也已消滅時，文帝特將賈誼徵召回朝，委以教導幼子的重任﹙劉揖如非意外早夭，也有當皇帝的可能﹚，而且建言可直達天聰，如有名的〈論時政疏〉即是。所以，王勃還有「奉宣室以何年」的欽羡與企盼。事實上，稍為瀏覽一下《史記·孝文本紀》，便可發現文帝的不少政策和作法，如振興農業、招納賢才、廣開言路、廢除肉刑、減免租稅、罷省貢輸、侯不離國、卹貧憐老、自身節衣薄葬、乃至「萬民有罪，罪在朕躬」等等，不但多有賈誼的影子在，且有另一位言臣張釋之﹙官至廷尉﹚的精神在。如文帝的「簡修霸陵」和「遺詔薄葬」，即得之於張釋之的「自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發之冢」的啟示。所以，不僅司馬遷曾說過「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見前﹚的公道話，今人林家驪也在他的《新譯賈長沙集·論時政疏·題解》裡面說：「賈誼的主張，有些為漢文帝採納，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的確是持平而中肯的看法。
當然，文帝不可能事事都要依照賈誼或其他言臣的意見來主持國政。但無論如何，賈誼的主張曾給了文帝某種程度的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故從這個角度看來，文帝豈只是一個「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爛」皇帝？而後人因錯誤的同情賈誼或李商隱，而不惜割裂史實來解詩說詩，且將矛頭對準文帝，是不是也有點「太超過」了呢？這是值得我們去重新思考的問題。
其實，自古以來，君臣遇合，如魚水相逢，總是一種「偶然」互動的結果。和諧與否，全在雙方互動的配合得宜。夫妻如此，朋友也是如此。誠然，古代的知識分子，大多懷有救國救民的大志，一心想竭盡所能，貢獻所長，輔佐君主定國安邦，福利萬民，實現他「齊功德於往古，揚聲名於後世」的人生理想。然而，賢明的君主，又何嘗不以宗廟社稷為念，不以「堯天舜日」的境界來作為自己的治國藍圖？惟因君臣所處的地位和環境各不相同，彼此對同一事物的看法和考慮因素，以及對應的方式等，也就大不相同了。就以文帝來說吧，他父親劉邦得到天下之後，國內並未完全「臣服」；即使消滅了項羽，而東反西叛的旗幟仍在不斷地揮舞著，匈奴的外患也未停止。戰馬仍然奔馳，干戈依舊喋血。而劉邦一死，呂后專權，先以自己的兒子做皇帝﹙即惠帝﹚，然後進行宮廷內鬥，鴆酒盈杯。惠帝死了，她就臨朝專政。蕭何、韓信、曹參等功臣，不死於鳥盡弓藏，即死於兔死狗烹。尤有甚者，劉邦的八個同父異母的兒子，死了一半。文帝是薄太后生的，當大媽呂太后橫行天下時，幸有兩位侄兒朱虛侯劉章和東牟侯劉興居﹙均為劉邦和「外婦」所生的一支﹚，參與老臣周勃、灌嬰、陳平等陣營倒呂成功，他才得以被擁立為帝。但我們也不要忽略，文帝身邊另有一票王侯和皇親國戚、元勳功臣，正虎視耽耽地在瞪著他。所以，他必須先收拾這個攤子，剷除阻力，安頓左右前後，才有餘力除舊佈新。
因此，他一方面重用了功臣和能臣，如陳平、吳公、張釋之、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等穩住陣腳。一方面也廣納賢才如賈誼，並委以重任。行政上如前述的一些重要更張，有的也已突破了前朝蕭何「與民休息」的〈漢律九章〉﹙已佚﹚，和曹參「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的「無為而治」﹙即史稱的「蕭規曹隨」﹚，這也就難能可貴了。至於賈誼的其他意見，如建立制度、振興禮樂、變易服色、制定官名、抑制工商、禁民奢華，及反對和親等等事項，放在今天的大國，也無法在短期內一一辦到。
再者，事有緩急輕重，東門城外有人餓得奄奄一息，西門城內突然失火，濃煙蔽天。這時，當然以救火為先，不可顧小而失大。一般人總以為「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事實上，旁觀者不一定清，當局者也不一定迷。因為，旁觀者論政，有如小湖裡行舟，無往不利，故多主張激進。而國君主政，則有如大海裡航船，時時處處都可能有新的狀況發生。當海岸上的人認為可以乘風破浪前進時，那掌舵人卻因看到了前路上的暗礁，不僅放慢了前進的速度，而且改變了航向。這種「旁觀者不清，當局者不迷」的例子，所在多有。例如：劉邦帶著軍馬殺到了咸陽，陳兵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捧著皇帝的玉璽出來投降。若依楚懷王當初的約定，劉邦可以馬上宣佈稱帝。但他為何不呢？甚至連秦朝的皇宮都不進去呢？雖然，史書上說是由於樊噲和張良的諫言，但無論如何，他不可能不知道：秦國還有未降的城池和軍隊，上頭還有楚懷王，而更刺眼的，是背後還有項羽的強大威脅沒有解除。有了這些不確定的因素，他怎能猴急的馬上稱帝呢？同理，文帝在接掌大權後，也有很多絆腳石堆在他面前﹙見前﹚，他能隨心所欲嗎？雖然賈誼的各項治策，剖析精細，設想週到。但民性如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王侯將相也是如此。大凡，任何革新的政策，都有利害的兩面。如賈誼主張的抑制工商、禁止民間奢華、削弱異姓王侯的勢力……等，都是「順得哥情失妹意」的政策。賈誼所看到的，僅是單方面的「理當如此」，文帝要考慮的是全方位的「必當如此」。再說，破舊立新，也不宜激進。「禮樂」固然好，但沒有安定社會，恢復農業生產來得重要。至於「和親」一事，賈誼在〈論時政疏〉裡說：「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等於在罵皇帝﹚。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猶如外交部長﹚，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可惜，我們無法知道他能征服單于的良策。而史例卻是：漢高祖七年冬，匈奴襲擊雁門關一帶，守將韓王信，扺擋不住，有意請和。高祖疑韓王信通敵謀反，遂親率三十萬大軍進剿到山西大同以北之地，卻被冒頓單于圍困於大同東側的平城達七日之久。最後，只好派人帶著大批金銀財寶去賄賂單于的妻子，才得以解圍。次年，高祖依劉敬的計策，進行和親。可見，匈奴這「一縣之眾」並不好對付，文帝又豈敢冒進，而不「父規子隨」？
不過，歷來的讀書人，尤其當自己也身為「逐臣」﹙如李商隱﹚的時候，多是同情被貶謫的文人官吏，這是有失公允的。倒是蘇東坡那篇〈賈誼論〉，值得我們在讀李商隱的〈賈生〉詩時，額外的去品嚐一下。如蘇文中的「若賈生者，非漢文﹙帝﹚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欲使其﹙文帝﹚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等評議，才真的是衡情度理，設身處地的就事論事啊。東坡何以有那樣的評議？原因不外乎他是個經歷過多次政治風暴，屢貶而屢不殆，且世事洞明，人情練達，胸襟豁然無礙，而在政治上進能攻退能守的大文豪。但說句實話，幸虧有文帝的「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誼才得以起於長沙再入宮闕。如果沒有那次的徵召面試，讓文帝有「今不及也」的折服，賈誼恐怕要在長沙住一輩子了。只可惜，他真的是「命途多舛」，如果他的學生梁懷王劉揖不意外早夭，他的功業未嘗不可以超過前輩張良。真是時也命也，為之奈何！但從文帝這方面來說，也幸虧文帝沒有聽信賈誼某些激進的改革言論，採取橫衝直撞的冒進政策，才有後世稱羨的「文景之治」的功業。可見，要讀通一首詩，還真不容易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