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武將西鄉隆盛有詩作云：「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字裡行間，那份豪氣干雲的壯志與面對理想孤注一擲的深情，讀之令人動容。而當年那個出生於台北縣網溪村的十六歲少年，在社會普遍充斥著藝術無用論，與家庭的不能贊同其春秋大夢之同時，究竟是懷著怎樣的一份勇氣與認知，使其敢於在默默攢足了旅費，留書家人之後，坐上前往日本的商船——稻葉丸，便毅然踏上夢想的征途？！今天，當我們走在永和博愛街的巷弄中，透過百年榕樹的蒼蒼綠蔭，凝視著那幢五層樓高的磚紅色建築——楊三郎美術館，在一片幽靜的氛圍裡，不禁緬懷有之，神往有之。
生命的觸發與感動，常常若有似無的，輕輕到來，卻細緻久遠的於靈魂深處晃漾。在尚未接受正式的美術教育之前，據聞童年時期的楊三郎，便愛到處塗鴉，甚至與同學之間的往來溝通，更喜以圖畫為之。而早在就讀末廣高等小學的一九二○年，小小楊三郎每每總情不自禁的，為一家文具店櫥窗裏展示的圖畫，所深深吸引。而當時這些畫作的主人，正是一位旅台的日本畫家鹽月桃甫，當年在台任教美術的鹽月桃甫，就在這家文具店二樓的「京町畫塾」，免費教授油畫課程。據聞，桃甫為人率真風趣，又其畫風雄渾，用色濃烈而運筆曠放，因此被歸屬「野獸派」一類之畫家。而久遠從前的這一場際遇，竟喚起一個年輕生命，對美的無限憧憬與想望，並決定往後七十年，毫無怨悔的付出與執著；思之其中，彷彿命運冥冥存在的巧合與滄桑，如何不令人慨然感動？
而晚年的楊三郎嘗被問及：「若果人生能夠重來，是否仍想與彩筆再續前緣？」，高齡八十八歲的老畫家，目光炯然斬釘截鐵的回答：「如果真的還有來生，我還是要當畫家。」當年，也正是這份「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傻氣與執著，讓父兄對其學畫一事，轉而諒解支持，故在其離家前往日本的商船上，遂接獲親人電報：
看到你的信，請放心。到日本後，務必通知你的住所！
而這樣一份來自家庭的溫暖，安定了一顆熱愛藝術的浪漫心靈，使其更能無後顧之憂的，奔赴夢想，完成自我。
在日本的七年時間，是一段勤奮摸索，多方探究學習的艱辛過程。楊夫人提及這段習畫歲月表示，雖當時家中曾給予楊三郎經濟上的資助，然當年的楊三郎仍省吃儉用，每天僅以兩分錢應付早餐，然後省下另外的兩餐餐費，以購買更多的顏料和紙張，期許在繪畫道路上更求精進。而初到日本，費盡千辛萬苦考進的京都美術工藝學校，因偏重於實用美術，而非楊三郎所一心嚮往之西畫教學，因此在隔年，毅然轉考京都美術學院洋畫科，並在此一影響日本近代美術甚鉅甚深的藝術學院，奠定一生前進繪畫道路的紮實基礎。
在京都的習畫歲月，內有畫壇上新舊畫派，有關技法、畫風、觀念等等的衝擊，外有大自然靈山秀水的啟發，更有京都古雅恬淡的人文氛圍薰習感染；在在都使得年輕的畫家，經歷幾度深刻的震撼與啟蒙。同時也在這個時期，開始了他一生最熱衷的戶外寫生，他曾表示，「師法自然」——大自然是其百看不厭，百學不倦的老師。並始終相信「一個人若置身大自然中，彼此將不斷產生相互的交流和觸動」，因此，他反對將風景拍成相片之後，再對著相片畫畫，楊三郎強調，寫生的當下就是創作，那所有來自「花開起來的色感，空氣的味道」，甚至整個夏天的奔放氣氛，均時時影響畫家的選色與筆觸，而這種種切切，若非實地置身其中，「十足親嘗」、「絕無他法可以替代」，亦不能真正領會感悟。
本著這份認知，終其一生，楊三郎均勤奮而熱衷的，投入四處的旅行寫生。自京都在學時期開始，他便趁每次暑假回台的機會，多次到大陸南方沿海一帶，尋找寫生題材，也完成諸多有目共睹的傑作。就中最令人稱道的，便是當年楊三郎參加第一次「台展」入選，並獲日本總督上山滿之進，重金蒐購典藏之「復活節時候」的畫作。楊三郎生前曾表示，這幅畫作帶來的肯定與榮耀，讓家人真正「由此開始理解我的美術生涯」，而在這幅畫作的背後，更令人傳為美談的，是當年與楊夫人一段「癡情酬知己」的浪漫俠義故事。
在那段旅日習畫而回台訪友的一次談話中，楊三郎提及，苦無經費至哈爾濱寫生作畫；而這樣一份淡淡的心事，竟使得當時座中，身為友人之一的楊夫人銘刻在心，回去之後，立刻從自己的存金簿中撥款，贊助並勉勵楊三郎務必成行。晚年楊夫人憶及此事，仍難掩歡欣的說：「…記得當時只用了五十元，而後來卻被官方以七十五元收藏，如此一來，反而賺了二十五元，真是天大的喜事…」，因為，自此改變了楊三郎家人對其學畫一事，心中多年的疑慮與擔憂，更「認同其『當畫家』亦可以謀求光明前途」的看法；使楊三郎自此能放下內在所有的壓力，縱情於繪畫世界的精進與開拓。
自從第一屆台展中，作品的榮獲肯定開始，楊三郎在畫壇上的表現，日勝一日，成就斐然。1928年畢業後回到台灣的隔年，即以畫作「靜物」，榮獲第二屆台展之第一名成績，此後並連年入選台展，且作品更多次獲選日本境內「關西美展」及「春陽畫展」之殊榮，成績耀眼亮麗。
然這一切世俗的成就與肯定，對於一位矢志追求卓越的優秀藝術家而言，僅只是生命裏美麗短暫的浮光掠影而已，絕非其嚮往之終極畫境的永恆。因此，在一片喧嘩的稱美歌頌中，畫家楊三郎始終清醒謙遜，始終勤奮不懈，凝定而堅持的，朝著藝術的高峰攀越前去。他說：「所想的與其說是外在的工作，還不如說是內在的深化工作，一向就是大量不停的作畫…，不為參展作品而特別地畫作，只從平常學習研究的作品中，選出二、三件滿意的提送參展。」
對比楊夫人所言：「伊的作品充滿生命，畫圖是一種本分，一輩子不斷的創作，不斷的畫。」我們不禁肅然發現，畫家早已將生命全然的奉獻給藝術，七彩五顏一刀一筆，都不過是內在永恆生命的趨近與轉化。因此，本著這份「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高曠視野與懷抱；以當時紅遍島內外的名畫家之姿，面對第五屆台展的黯然落選，非但沒有意氣消沈，就此倒下；反而深以裁判之諍言為然，並虛心體會琢磨，且保留了當時相關之報導達五十年之久，日後並將此剪報親自移交後人，以作研究之第一手資料。凡此，更可見其於藝術追求上，坦蕩真摯，無私無我的可愛可敬之處。
楊三郎對其繪畫生命的反省與自知，從來都是清醒而深刻的，早在第五次台展之前，對自己在繪畫上面臨的轉變困境，即有一番明白的省察；他表示，感覺自己好長的一段時間裡「抑鬱不舒暢」，又「為了要表現厚度，是作得太過頭了，也有的認為是畫得太過份所致」；而這種種深自考察的明白，比諸當年台展落選時，裁判們所給予的「太過於華麗」的批評，竟有著令人震驚的「不謀而合」。楊夫人嘗提及楊三郎作畫時的態度，儘管「彩筆十分浪漫，但心態卻極為嚴肅」，「同一地點，他可以連畫三、四年，改個三、五年…不到滿意絕不罷休」，正是此一追求完美的莊嚴態度，促使著畫家當年，面對一時片刻之失敗，無暇他顧，放下出生才剛十九天的兒子，遠別愛妻與父母，毅然立刻起程前往法國，追尋藝術生命，更高層次的昇華與突破。
在法國巴黎，楊三郎馬不停蹄的投入，歐洲各國的風景寫生以及素描，並至各大美術館、各展覽會場，實地觀摩學習。短短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百幅以上的畫作，並於留歐的三個月之內，即有作品獲得當時眾所矚目的，巴黎秋季「沙龍展」入選的非凡表現。在其後回台的畫作展覽中，我們彷彿見到一尊浴火鳳凰的超越與重生，擲地有聲的流盪在畫幅中，那令人驚豔的轉變。同樣身為藝術家的顏水龍，於參觀其留歐回國的個展之後發表了他的觀察，以為：不但在色彩上「變得明亮」，且在繪畫的意識上，也有所不同，「不論質感、量感皆好轉起來，變得堅實厚重」，而有別於之前的浮華不實之氣。
旅歐「面壁修行」歸來之後，楊三郎在繪畫藝術的表現上，果然予人脫胎換骨的煥然清新之感，不論在其用色上，有別以往過於單一，並大塊面的晦暗色調表現，取而代之的是明亮繽紛、活潑柔麗，卻又不失典雅的氣質，更在筆觸上，呈現出另番流動的態勢，與肌理分明的深秀韻致。並再次連續獲得第七、第八屆台展特選殊榮的肯定，其後又有多幅作品入選春陽展。而這一連串亮眼的成績表現，皆出自一個以繪畫為今生職志的藝術家，對追求美之極至所付出的，殫精竭慮廢寢忘餐的努力。對他一生心儀的世界級大師，如十九世紀自然主義畫家柯洛、印象派大師莫內、馬諦斯甚至梵谷等等，如有任何可能，必親自造訪觀摩，鑽研學習。關於此，楊夫人嘗言：「他畫雪景，必親臨阿拉斯加、富士山旁，面對凝視數日觀摩；研究楓紅則去日本、加拿大以及中國大陸，非把他們分清楚不可，剖析大自然景物確然一絲不苟…」，如此嚴謹的態度，係因楊三郎以為，藝術是超越一切國籍、民族等種種界線的存在，其價值必須經得起放諸四海的公評，方得以立足永恆；故對藝術卓越的追求，是一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漫漫道路，非拚卻今生所有的努力，不足以窺其堂奧。
而除了在個人藝術生命的道路上，不斷尋求昇華突破之外，楊三郎更始終不曾忘記，身上肩負的文化使命與責任。早在仍就讀於日本關西美術學院時期的1928年，楊三郎便與陳澄波等十四位，分別來自本島、日本以及海外各地的藝術家們，不畏時局艱難，共同組成一個以本島為中心的美術團體「赤島社」，並在宣言中強調：「生活即是美」，願終生從事藝術，以「化育我們所在的美麗島嶼」，並以一顆熱愛藝術的心，「為我們的鄉土台灣島殉情」，更在那個烽煙四起的殖民時代，有這等凜凜傲骨，宣揚「秋天是台展，春天是赤島展，以這個最有意義的殺風景之勢，來彩飾這個島嶼吧！」。也正是這份埋藏在藝術家靈魂深處，不死的理想與熱愛鄉土的深情，使其自法國歸來之後，雖面對日本殖民政府強力的政治干預和壓制，仍未減改革的使命與熱情，於1934年成立了當時以本島美術菁英為主體之「台陽美術協會」，致力於以藝術延續民族運動之志業，並深信：「如果畫家們能夠把作品掛在『帝展』的一面牆，或者在『台展』中多爭取一名特選，就比別人在街頭演講來得更有力。」本著這樣的信念，雖面臨著島內外越演越烈的戰爭，這個日後影響台灣美術史甚鉅的台陽美協，卻仍能在各方園丁們不畏艱辛的努力，與充沛熱情的付出之下，光榮的走過了艱困的第一個十年。回顧那段日子，楊夫人說，那時候「一心只有使命感」，覺得大家共同做了一件「屬於台灣畫壇的大事，這個辛苦是為了開拓將來和提攜後進」，而當中最重要的，正是「復興文化藝術」。懷著這樣一份深沈的使命感，日後雖經戰火洗禮，而暫時中斷台陽美協的業務，然暫居淡水鄉下的畫家楊三郎，始終畫筆不輟「拚命寫生」。民國三十五年日本投降，楊三郎被禮聘為「省美展」之籌備委員，台灣自此擁有了第一個屬於自己的，不論在評審及獎勵制度等各方面，都能做到公開公正且上軌道的藝壇發表園地。楊三郎及其一代藝術家們的努力，總算苦盡甘來，終有成果。
歷史的責任暫告段落，兩鬢飛霜的老畫家，仍執著於創作不斷；儘管以七十高齡，面對失聰所帶來生活上的種種不便，仍勤於至戶外寫生作畫，甚至在天光猶然晦暗的凌晨，甚至在颱風登陸的時刻，為捕捉大自然萬變千奇的光影與風采，老畫家仍無視一切的毅然出門。晚年更不間斷的至國外寫生，作畫不斷。老畫家說：「如何把自然轉化為一幅畫，我做了六十年的功夫了。但是我所得到的仍是極淺薄的經驗。我畫出來的東西總是要將近百次的修改，最後才終於配上框。」，而誠如與楊三郎相知相惜超過一甲子的夫人許玉燕女士，論其七十以後所創作的，具代表性之大幅畫作言：「一個道地的男子漢，下筆奔放，不求細部描繪的大張作品，完全發揮了他的率真性格，呈現大自然無比的氣勢。」
綜觀楊三郎一生，自十六歲毅然離家習畫開始，無日不追隨與藝術極致之美的肝膽相照，而終其一生，不論造次顛沛，不論風雲變換，更不論藝術殿堂上，時代流派如何輪替，畫家楊三郎則始終堅持其藝術理念，以紮實深刻的寫實作風，描繪一切鄉土人情與自然風景，為台灣早期的美術繪畫，奠定令人敬重追隨的風格與典範。
而在其生命的倒數時刻，老畫家仍表示：「真想重來一次，看看畫得更好的我是什麼樣子！」一個一以貫之，終生無悔的彩筆人生，畫家楊三郎活出了——「我之為我，自有我在」的絕對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