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余敏卻託牟揚做了一件事：她寫了菊花的煙台住址，從袋內取出二千元美鈔，託她派人送給菊花。
　　這是妳什麼人？
她是我台灣老伴的前妻。
　　牟揚把紙條和美鈔放進皮包，幽默地說：「海峽兩岸造成這麼多複雜的事情，真想不到啊！」
　　我聽了此事心裡犯嘀咕，小彥是菊花之子，也是牟揚的下屬，若是牟揚把美鈔轉交小彥，惹出麻煩，這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錯誤啊！從報紙上，看到中國大陸正進行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余敏託牟揚捎錢，真是在老虎嘴裡拔牙，膽量可不小啊！她竟然忘記人家是「煙台市委第一書記」。
　　那段日子，我度日如年，不看報，不看電視，任何書刊都看不進腦海。丁紅和余敏從內地探親歸來，留在香港，因為何暢在嘉禾影業公司有幾場戲要拍，他們夫婦準備拍完戲再回台北。
三個月後，何暢回來，瘦了不少。他親自把一封很厚的信，交到我的手上。低聲說：「煙台寄來的，可能是你兒子的信。」我不敢拆它，因為早有預感，那二千元美鈔惹了禍。信壓了一天，恰巧遇到余敏到國泰醫院補牙的機會，我才謹慎地把信打開，小彥開始便劈頭蓋臉對我批評了一頓：
　　「從您拎著皮箱，出現在石寨港碼頭，我頭頂上便烏雲密佈，不見天日了。您給母親禮物，給母親匯錢，這股思潮表明，資產階級思想抬頭了，如入無人之境，若是我不站出來，進行鬥爭，怎麼行呢？我要大喝一聲，如果您再明目張膽托人給母親送錢，不僅害了俺們母子，而且使社會主義社會名存實亡。孫中山還說要喚起民眾，共產主義要向群眾灌輸。主席說過，反對資本主義滲透，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鬥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