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六月，距離上海世界博覽會三百一十天整，我來到這十里洋場的中國第一大城市，為了追索七十餘年以前郁達夫的足跡。
落腳的東亞飯店位於最繁華的南京東路步行街上，是先施百貨公司的一部份，過街就是三十年代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數步之遙則為第一百貨和新世界，還有鴻翔綢緞莊。人民公園也只有幾分鐘步程，週邊匯聚了上海大劇院、上海博物館、上海市人民政府、林立的商業大樓，把上海的天際線高高聳起。地鐵一號、二號、八號也在這裡交會，任何時間，地鐵都擠滿了人潮，洪水一般，把我這孤單的旅人捲進浪頭，淹沒在這超過一千萬人，曾經是東亞最摩登的都市裡。地鐵是上海的血管，四通八達，輸送著城市巨獸的養分。
開埠以來，上海不知搬演了多少故事，不知多少作家一回回地寫著這些故事。上海是機會之邦，各地的中國人在每一個年代湧進這城市淘金礦，尋求揚名立萬。中國人來，外國人也來，三十年代的上海，租借地裡不僅有英、法、日、德等強權，連猶太人都不少見。而尋常的酒吧裡，總也有那麼一、兩位白俄女子，自稱是落難的舊俄公主，她們伴舞，但賣藝也賣身，那是她們落難後的生存之道。這些人，他們的故事還會少嗎？陳丹燕在《上海的風花雪月》裡描述了不少，但故事是完不了的，而且還繼續上演著，我寄住飯店的緊鄰，就堂皇地以「上海故事」為名開起了時裝店來，門外車如流水馬如龍，欲望高漲，賣身的白俄公主也許不在，但今天的上海人，在資本主義的市場裡，人人身上總有些可賣的東西，才能在黃埔灘頭立足。機會是有的，但成名的總是少數，張愛玲是怎麼說的？成名要趁早，不是嗎。
所以上海到處是名人的足跡，以民國人物來說，就有孫中山、宋慶齡、宋美齡、張學良與趙四小姐、蔣介石父子、毛澤東、江青等住過上海；上海也是人文薈萃之地，自然少不了知名作家，魯迅與許廣平，徐志摩與陸小曼、郁達夫和王映霞、沈從文和張兆和、蕭軍和蕭紅、胡蘭成和張愛玲，他們或者在這裡相識戀愛，或者在這裡生離死別，上海大都留有他們的故居，供後來者如我憑弔一番，想像一番。但尋幽訪古的人恐怕要失望了，張愛玲認識胡蘭成時的住所，今天已成了一棟平常公寓，只有那51號的信箱，依稀是當年的景況，而白先勇上海時期養病的寓所，已成越友餐廳，難再窺見昔日風華。
和平飯店倒是還有往日氣派，儘管浦東高樓鵲起，光鮮亮麗，這棟綠色銅皮瓦楞裝飾的花崗岩大樓，一直是上海人心目中最好的飯店，芝加哥學派的哥德式建築，上世紀二十年代新起之際，是外灘最早的大樓，是英國猶太人沙遜在上海發了財，蓋下了當時的遠東第一大樓。樓成之後，不知多少名人曾在此下榻或宴飲，美國馬歇爾將軍、司徒雷登大使、卓別林、英國蕭伯納，更不要說國內名媛如宋慶齡之屬了。快一百年了，和平飯店仍然夜夜笙歌，只是當初孕育它的主人早已靜靜躺在上海虹橋外國人墓園的一角。歲月流溝，歷史留下來的都是人所無法帶走的。
還有百樂門聽說也重新開張了，只是我不擅上海人的狐步舞，便沒有尋訪的雅興，百樂門的洗手間被白先勇在〈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裡形容成比台北舞廳的舞池都來得大，氣象當是不凡。交際舞在1843年左右傳到上海，租界時代風行一時，在日本佔領時期達到顛峰，張愛玲新出土的作品《小團圓》寫自己的母親，也是擅於交際跳舞的時髦女子，她們的年代，不正是上海狐步風華正盛的時期嗎？那個年代，上海舞廳從業人員少說兩千人，其中正不乏流落中國的白俄女子。中共建國後，舞廳被視為不健康場所，生意一落千丈。至於改革開放以來，上海比西方帝國主義更走資，那當然是另一番故事了。上海狐步舞畢竟迷人，連學者李歐梵都將它寫了一回，視為眼中的上海摩登。
上海故事還要靠著文人的筆代代相傳，所以從沈從文以下，劉吶鷗、施蟄存等人的新感覺派、張愛玲、茹志娟、王安憶等人的小說，共同構成了近代文學史上的海派作家。這些作品中，我以為王安憶《長恨歌》的王琦瑤是上海故事的典型人物，一個選美出身的平凡女子，在欲望流動的城市裡舖寫了自己一生的愛情故事，也成就了上海的摩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