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上海的第二天，我即尋訪郁達夫在上海的故居。郁氏在上海先後有兩個住處，一是南京西路與常德路附近嘉禾里前弄1476號，另一處是淮海中路的尚賢坊，也就是上海新天地附近。搭一號地鐵到靜安寺站後，問遍前後店家與居民竟無人知道郁氏故居所在的嘉禾里，一位近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死後凋零，讓人興嘆。郁達夫在抗戰初期，應福建省政府主席也是浙江同鄉同為留日學生的陳儀之請，赴福州短暫任職後即因家變與王映霞同往新加坡，企圖改善兩人之間日益惡化的情感。日本侵入新加坡，郁達夫因宣傳抗日，不容於日本，最後遠赴印尼蘇門答臘，不知所終。據日本學者鈴木正夫的考證追查，郁氏是在日本戰敗前夕，為日本憲兵隊誘殺，屍首棄置荒林中。郁氏和他任職司法官的哥哥都死於日本暗殺，中共建國後，感於他們兄弟雖都留學日本，但一心抵抗日本軍閥侵略，曾追封為烈士。然而今天在繁華喧鬧的上海市聲裡，人們畢竟逐漸遺忘了三十年代為無數青年崇拜的一代作家，郁氏《沉淪》出版之際，其勇敢揭露自己的情欲，其敘寫波特萊爾氏的世紀末頹廢美學，在在讓青年卑視道德的虛偽，誠實去面對真正的自我，蔚為一時風潮。
郁達夫在二十年代回到上海後，即和留日好友郭沫若等人共同成立創造雜誌社，介紹西洋、日本新文學，郁氏本身的小說也深受西洋和日本、俄國作家影響，如德國的施篤姆、尼采、俄國的屠格涅夫、英國的史帝文生、道森等都是郁氏所愛。也就在創造社時期，郁氏在友人孫百剛家裡認識了還在師範學校念書的王映霞，拋下家裡為他選定的妻子孫荃和兩名幼子，熱烈展開對這位杭州美人的追求，他在日記中忠實紀錄了和王映霞戀愛的心情，並且在王氏畢業之後，不顧哥哥及母親的反對，和王映霞在杭州結婚，並在杭州花費巨資營構了「風雨茅蘆」愛居，不想屋成之後，婚姻關係也如風雨一般飄搖，郁氏指控王映霞外遇，並在報紙上登廣告揭露其事，王則抱怨郁達夫婚後不顧念家庭子女，一仍其訪妓宿倡的本性。兩人在友人勸解後去了新加坡，但並未能挽回這段感情，王映霞回國後即和郁達夫離婚，不久在重慶再度嫁人，郁達夫也在蘇門答臘另娶華僑女子。一段浪漫的情愛，終因兩人個性的差異而以悲劇收場。
我在尋訪郁氏故居落空後，卻在南京西路轉角處巧遇張愛玲在上海兩個住處之一的常德公寓，大門口立了一個石刻，說明大樓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著名建築，但未有任何文字顯示張愛玲在此居住，不知是否因為張愛玲五十年代離開大陸後在香港發表了《秧歌》、《赤地之戀》等反共小說之故？門口但有數個大字「私人住宅謝絕參觀」，想來是因為八十年代以來，張愛玲在大陸文壇重新掀起熱潮，研究張愛玲的著作三十年以來可謂汗牛充棟，引來不少好奇之士的探訪，大樓及新主人不堪其擾，索性明示不歡迎訪客。
也就在這棟公寓裡，張愛玲和未婚的姑姑張茂淵同住著。因為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而休學的張愛玲，母親去了歐洲，頓失生活依靠，只得在公寓裡寫小說維生，當時在上海任職中華日報的胡蘭成看了〈沉香屑──第一爐香〉等作品，透過了作家蘇青尋到了張愛玲的公寓，從此拋下結髮的妻子，和張愛玲過了一段神仙生活。但隨著寧漢分裂，胡蘭成出任汪精衛政府的宣傳部長，去了武漢辦報，在漢口認識了護士小周，汪政府倒台，胡逃亡溫州，又另娶他人。亂世情愛，張愛玲終於傷心地決絕了和胡氏的情緣。
胡蘭成亡走日本之後，在日本完成了追憶張胡之戀的《今生今世》和描寫中國文化的《山河歲月》，我在大學時代讀了這兩本著作，一時震驚於胡氏精彩的文字風格，以為在周作人、魯迅之外，是五四以來中國散文的創新之作，再來震驚於張、胡之戀的淒艷，那臨水照花的民國女子是怎樣的冰雪聰明和不食人間煙火。我在七十年代讀到的兩本書，在美國的張愛玲也讀到了，但《今生今世》中兩人的愛情顯然不是張愛玲的版本，於是張愛玲開始書寫她自己記憶中的這段戀情《小團圓》。張愛玲死後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小團圓》出版了，我們才讀到兩人之間的一些不堪，例如張愛玲竟委曲得為了滿足胡蘭成的欲求而致子宮頸折斷，民國的臨水照花女子，原來只是多情才子無數女人中的一個玩物。
中年以後再讀胡蘭成，覺得那對中國文化的揚譽，只不過是時序錯亂的自我感覺良好，對張愛玲的惓惓深情，只是為自己的絕情找藉口，故事的背後，典麗的文字竟是如此無足輕重。
熙來攘往的上海常民生活裡，究竟還有誰會關心發生在上一世紀這些文人的愛情故事呢？還是像黃浦江的浪潮，故事它總是一波波的搬演著？舊的故事消沉了，新的還會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