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毛：由於重讀七等生〈兩種文體──阿平之死〉文中提到三毛的〈傾城〉，遂去買了這本散文集，我先翻看書中的〈吹兵〉，一讀下大為驚艷，以前太小看三毛了，人云亦云地誤以為她只是個自由精神的旅遊作家。這無疑是散文的極品，以質樸的愛撼動人心。她是個文和人互蹠的作家，怎麼談其文，事實上，就是怎麼談其人。她又是個「多情人失敗」（襲借台語歌〈廣東花〉的歌詞）的例子。她的愛太多太廣，心智又太細銳，使她受苦。但愛難道不是給得越多，自己便越豐足的嗎？三毛又怎麼會死的──假如他真的死於自我了結的話？關於三毛之死，我的忘年交詩人菩提曾提到過，他約略是說，三毛是死於身體病痛之苦的，她受不了那種撕裂般的身苦。菩提和三毛有過電話及書信聯繫。我的看法稍有不同，身心是合一的，三毛應是心靈上也有了某種絕望或漠然，所以才決意遠行的，吾妻捨世後，在一次談話中，楊樹清突然冒出一句話：「人是自己決定要走，她才會走的。」這句話使我傷心，但也不得不承認其或有道理。七等生和三毛臨走前一兩年有過還頗頻繁的書信來往，這番機緣使我心生羨妒。從這批書信裏可以窺見三毛這一代奇女子的內心風景的奇堀及美麗。
二·某未名女子：在竹北第二市場，見到她時是側身，隨即轉成背影。我心頭立刻浮出杜甫的詩句「玉臂清輝寒。」怎麼會有如此毫無瑕疵的臂膀？既纖細又渾圓，柔光內斂，一握就微陷微彈同時發生的那種，但這種臂膀只需憑諸視覺一項就已是絕品。川端康成有篇小說〈一隻手臂〉，主角說：「把手臂借給我吧！」於是擁有美臂的女子就其中一隻手臂拆下來（不確定主角有沒說出這句話，假如沒有，那就是我失真的記憶自動填補上去的）主角就帶著具有生命力的、宛如女子之全體的她的這隻手臂，到處旅遊。……。女子隨即離開我的視境，又一次的生離死別，這種事情過去，現在、未來都會發生，我非得勇敢些不可，我這樣自我提醒，並且用張大千的一方鈐記來安慰自己：「凡經我眼，即為我有。」
三·菩提：親炙其人是在多年前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地點是大溪藝文之家。他謬賞我某一首詩（不久他且行諸文字評論）在這之前，早就熟讀他的幾篇代表作了──尤其是他那篇〈城外明媚〉（朱西寧生前對篇中那句「不坐汽車也可以穿越一個季節了」很是稱譽）。自結識他之後的那前一兩年，我們兩人過從甚密，但在情感上還只是僅止於延續著曩昔的濡慕之意。直到有一天，他搭我的車子上台北，半路上，他突然對我說起〈城外明媚〉裏隱埋的一段記憶，那曾慕戀中的女子名字中有個「明」字。兩人各自成家生子，二、三十年後那名女子罹癌去世，去世前那幾年，兩人常用電話連絡。「我現在天天想著她。」菩提說，聲音有些異樣。我用眼角餘光偷瞄了了他一眼，見他神色淒然。隨即不知怎麼聊到我身上來。「克全啊，把你太太給忘了吧。」他突然又冒出這麼一句。我心裏頭暗中滴咕了他一句：「你自己快八十歲了，都忘不了，還勸我？」但他把我的事當作那麼一回事的性情，使我決意把他當作一位自己親屬長輩般相待。
四·羅門：羅門詩本身屬現代主義，不知是否娶了個靠近藍星詩派，古典、抒情的蓉子，其詩風因此兼具了上二者之優點。羅門詩對意象的塑造或說雕琢，在其中早期就臻於化境。「臉與峭壁相望　 一把彎回來的劍」、「一隻裸獸　在最空無的原始／一扇屏風　 遮住墳的陰影／一具彫花的棺　 裝滿了走動的死亡」「使鏡旁成為光的墳地　 色的死牢」等等諸如此類的句子，超越了唐詩絕句。羅門的詩，依西方說法是屬唯心，依佛教，是唯識，前者或是稱譽，後者可就是貶意了。羅門對詩這件事的追求之狂熱，於詩是幸，於人或竟是不幸，因其對詩的追求近乎一種對物的執戀，而物，終竟會銷亡，唯心，或說唯心的精神也偏執成了物，使得精神也要化歸銷亡。我每次遇見羅門都會驚瞿地仰望他那張「純粹而執狂」的臉容，而不知該跟他說些什麼才好。我幾度認真考慮用唯識學的觀點來論述他的詩作，目前是悄悄罷手，我怕用唯識學不知會不會摧毀了他窮盡畢生精力建構起來的詩之王國。
五‧鄭傑民：由於要為南洋叔叔探詢一些金門家鄉田產的處理資訊，我登門拜訪了老同學，也是在任地政局副局長的鄭傑民，見到他本人，我頓時明白自己為什麼在高中時代對他沒什麼印象了。自己是在不熟識者之前默不吭聲的那種人，但他比我尤有過之，看來是連跟熟識者也不大做聲的人。幾乎是我問一句，他才答一句，而且也答得要言不繁。自己是苦於腦袋瓜千絲萬縷、妄念紛飛、猶如波赫士的「彊記者阜內思」那最後死於胸腔充血的人，因此對那種「吉人寡詞」的人都很是既欽且羨。一個我和他談些田產事務，另一個我驚望著他那閑靜的臉容，頗覺不勝驚奇，子張曾問孔子：「何謂五美？」孔子說：「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怒，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問題是怎麼從政，孔子的回答是君子怎麼治理政事的五種美德美行，但何嘗不可用在其他面向，即如一般俗事的應對時君子的反躬自省？我試著把孔子標舉出的這五種美德──惠、勞、欲、泰、威，用在鄭傑民身上，發覺竟然無一不若合符節。他在崗位默默工作了三十年，成為國家的棟樑，較之於自己的「虛華度日」與「談想而不知事」，我只有愧省。
六‧七等生：大學畢業那年我去苗栗通霄鎮往晤七等生，在這之前他為我的《七等生評論集》的出版奔走，但終究無下文。後來我們約晤，自己少不更事，居然挑在中午時分抵達他家。於是女主人為我下廚，作了一頓豐盛午餐。「菜太少了。」當女主人終於也同桌時，這樣說道，而我居然只默不作聲，好像同意了她這句話。七等生很快接一句：「不會，正好。」女主人正是七等生那篇經典小說〈我愛黑眼珠〉裏的主角，我偷瞄了她一眼，果然是個高身兆、有著一雙烏黑眼珠的美麗女子。七等生那句「不會，正好。」的簡潔而若無其事的應對，使我相信了他的同學雷驤對他的評語，雷驤大概是說，七等生對生活其實是自得的。七等生是典型的現代主義作家，現代主義的優缺點，或說機會與囿限，在他身上都看得到。二○○三年他出版重排編排的全集後，宣布就此停筆，我曾在電話中問他真的不寫了嗎？他口氣明確地說：「真的，不寫了。」他對外告知的理由是「話已經講完」，這我相信，這無非實踐了他在早期中篇〈離城記〉中說過的那句：「不完整就是我的本質」，延伸的說法就是：「不管在什麼時候停止，都是一個完整的自我」。但其戛然而止的擱筆，當然也不能不排除其他緣故，我揣度其中一個緣由或就是，在其藉以構建起文本國度的現代性的諸多關注對象，如主體、意識、經驗、理性、語言，自后現代哲學興起後，已逐漸崩潰，不再為讀者所服庸、信服。或許七等生已多少意識到這種情勢的到來，因之他明白到自己應該退場了。
七‧吳鈞堯：儘管外形長得俊俏，但在其文學光芒下，首先讓我一想到他的，仍然是其文學形象。到目前為止，以體裁來說，他以散文最為出色，其次是小說。他的小說逐漸步上黃克全那「意念先行」及「有骨架而無血肉」的現代派覆轍。但其散文卻頗異其趣，在理、氣二分上偏於後驗的氣，其骨架、血肉又能兼備，具靈氣，頗有大家風範，長此而往，在這體裁上必成大器。「文如其人」這句話在他身上，有時似乎不大用得上。他寫起文章來十分清新，略無世俗酸腐氣息。更難能可貴的是略無感傷味──但無感傷氣這個特點，就可能和他的個人人格特質，即其性情相暗通幽徑的，他不是未曾遇見人世大傷苦，就是有足夠的忍情，使得他能夠站在人世的悲歡旁作冷冷的諦視。以年齡來看，他過早世俗化了些，偶有應酬語。然而他的世俗化，或許有部分是為了服務於其文學，總之他有足夠的文學性，足以釀造或說維持著其個人之全體觀的、那讓人讚賞的美質。
八‧楊樹清：一個幾乎可以和「記憶」二字畫上等號的人。（包赫斯說「我記得」是個神聖的動詞）他事務性的博聞強記使人不禁聯想起包赫斯的短篇小說＜彊記者阜內思＞裏，那名因記憶太多而死於肺充血的烏拉圭人（小說中引了普林尼的《自然史》中某章節的最後一句話：「耳聞之事皆成文章。」）。但這只是文學性的隱喻，柏格森早就指正過這種錯誤，其實，所謂記憶卻是記憶的不斷遺忘，即記憶並非加法，卻是減法，卻是不斷的拋捨，留下來的東西。但這些不斷拋捨而遺留下來的事物終究越來越多，記憶或竟是一雙面刃，即成為既恩惠於人也削弱人的力量，不管怎樣，楊樹清似乎自己頗樂於其龐雜的記憶。「記憶急劇增加的人」我常望著他的臉，暗忖：「他到底是日漸單薄，或日漸豐滿的人呢？」他有一部分受人詬病的機巧，但這部分與其說是他的個人特質，毋寧說是緣於他是迫不得已的，為要保留另一項更大的目標，拾小留大的權宜之計，有那麼一點為要「以假修真」的況味。總之，他是有那麼一點純真的，這點他自己究竟有否自覺尚待觀察，但他的確為自己保留了這一塊珍寶之地，這也許是為了栽植自己的文學而留的。包赫斯小說某些章節意象或屬隱喻，但某些或竟是直抒，或也可以用來和楊樹清互作比附，譬如說那人記得每次看到或回想到它時的形狀，由於記性太強，他故意用玖代替五百來記，他不用文字寫下來，因為他只要想過一次就再也忘不了──楊樹清這點就相差多些，他到底用了文字──他把以往的每一天簡化成七萬左右的回憶，然後加以編號，最後一點對於記性如此強的人不知是幸或不幸：他不會，或者不需要，作純理論的思維。他每一次在鏡中看到自己的臉或手都會吃驚，因為他只能見到殊相，見不著共相。他是個孤獨而清醒的旁觀者，在他滿坑滿谷的世界裏沒有思維──因為思維是忘卻差異，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細節。要評述楊樹清，另一個方便之窗口是借助於柏格森（Bergson）那冊不朽之作《物質與記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論波特萊爾的幾個母題〉曾順便談及這本書時說：「《物質與記憶》在時間的綿延中說明經驗的本質，其方式使讀者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詩人才是勝任這種經驗的唯一主體。而真有這麼一位詩人對柏格森的經驗理論加以檢驗。」他指出的詩人是普魯斯特及其《追憶似水年華》，而楊樹清在某一個意涵來說，或亦足以擔當此一檢驗者。
九‧歐陽柏燕：她無疑是個異質的女子，她的異質並不需仰靠思想的深廣度，事實上，本質為詩人的她思維算是窄仄的了，但她只需憑依這樣的思維就能衍化出如許晶瑩絢燦的形色，真堪令人驚嘆。我初識其人是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其當時她寫作的大宗是小說，兼及散文、詩。從另一文友得知她也是金門同鄉，因此就特別留意了一下。這時候的文風還頗開朗，使我以文追人，自以為她是一個高大爽朗的陽光女子，二十年過去了，她的文風漸而趨於一種淡淡的憂悒，並轉為邃密，這類的作品在她寫一段和周夢蝶的交往的紀錄文字裏達到巔峰，真是「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她要是賡續這樣幽邃的情思文本，日後必另有一番氣象，可惜她曾在一次短暫的交談場合裡告訴我，她沒有辦法寫傳記般地專注寫某一個人。她這樣的內在景境限囿了自己，使她的文本慧巧有餘而厚實不足。她其餘一些關照社會層面的文字，諸如〈戰爭、和平能紀念什麼〉之類者，稍有浮光掠影之嫌，反映出她內在的無法靜處、需到處「壯遊」、躁動不安的靈魂。她另一面向的內在心靈表現，如〈變身、24節氣的玩美女人〉這類的畫作，則拋露出她對青春，對生之欲的愛懼及攀執，「孤獨」似斲喪了她，但她不知有否自覺到，孤獨或也是具備特殊靈知悟性的她，一個最大的機運及恩寵？
十‧張志民：里格爾去世前首度來到巴黎時，他寫信給妻子說：當我沿街散步時，人們看上去同在柏林的一樣；他們穿同樣的衣服，面孔也差不多相同──同樣的外表，但卻是大群的。」當我讀到這段話時不由遙想到張志民，他不可避免地終竟也成為這群人當中時，卻仍然是孤獨的，而且似乎也要那麼永遠保持著這份孤獨。他是精神性的人物，思維並不複雜，甚至可以說是簡單的，但卻依仗著性格中某種奇異的堅持，把自己表現成一種足以彰顯自己的精神性風景。他與世俗不和諧，這點與其說是他的堅持，毋寧該說是他被一種堅持所制約的。高中畢業後貧苦的現實逼迫他從軍，二十六年的軍旅對他來講是身心的雙重磨難，但基本上，這麼不算短的年月並沒有在他的身心「質」的一面改變什麼，只是使他更孤獨，或更簡單罷了。從軍中退役後他進入一家英商保全公司，擔任獨當一面的某區副總經理。爾虞我詐，巧取豪奪的商場生涯至今又是十多年過去了。同樣在其本質上不能改變他絲毫，而這點對他而言，或值得慶幸，或竟是不幸。有一次他站在台北熙熙攘攘的街道旁舔著一支冰淇淋甜筒，被友人之妻遠遠睹見，並且描述他那樣子「像是一個怪老頭。」但我心裡想：舔著甜筒的那一刻，那一動作，或竟是象徵性的，他從那裏逃逸出自己不值不幸的狀態，使自己身處於一種更單純更神聖的幸福。卡謬說，幸福是人的責任。也許他已經幽徑暗通地成全了自己的責任。（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