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書」是自修苦讀者的老師。所以，尊之為「書先生」，應理所當然。
宋真宗曾說：「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確是金玉良言。因為，他的同宗長輩趙普，曾對他﹙宋真宗﹚的父親宋太宗說過：「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按：這就是「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語源﹞「書先生」能教人定國安邦，又豈止是有「黃金屋」而巳。
不過，孟子對「書先生」說的話，不太願照單全收。他在《周書·武成》篇裡，讀到周武王討伐紂王時，對殺得「血流漂杵」的描述，頗不以為然。因此，他向世人提出了「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警語﹝《孟子·盡心下》﹞。他這個發明，應是力行實踐了孔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之後的具體成果。他認為詩文中總有些誇飾，因而又提出了「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的主張。同時，為了能使後學獲得「以意逆志」的成效，更進一步提示了一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下》﹞的「知人論世」的方法。
韓愈對某些「書先生」也有點怕，他在〈答李翊書〉中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因而他又在〈送孟東野序〉裡說：「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其為言也雜亂而無章。」
蘇東坡也是個「學而能思，思而能學」的讀書人。據李辰冬在《文學與生活·論人格與風格》裡說：「他﹝蘇東坡﹞開始﹝時﹞對陶淵明也不知尊崇，後來在宦場裡栽了幾次跟斗，真正嚐透了宦場的滋味，才說：『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吾真有其病，而早不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另外，蘇氏讀了酈道元《水經注》中關於石鐘山發聲的原因後，「思」了很久。後來路過石鐘山時，特和兒子於夜間乘小舟到石鐘山下親身履勘、觀察，才知是水波沖激石洞時發出的聲音。乃有「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的感慨。﹝見蘇氏〈石鐘山記〉﹞
由於時代、教育和科技的進步，「書先生」是越來越多了。因此，素質良窳不齊的現象，所在多有。不過，「書先生」也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精」，精粗疏密，長短得失，乃至正誤，在所難免。此時，就只有那把「學而能思，思而能學」的金鑰，才能幫我們打開通往真知花園的道路。例如，唐朝詩人賈島的籍貫，凡與賈島有關的「書先生」，都說賈島是范陽﹝今北京市涿州﹞人。這是依據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中的「家住幽都遠」來定的籍貫。惟歷來不見有人提及：賈島初在洛陽、長安見韓愈時，是和尚身分。依佛門規矩，出家人不說在家時的姓氏、籍貫，故賈島當時只以法號「無本」示人。再者，和尚說要歸回某處，是回歸他當時修行或掛單的寺院所在地，而不是他出生的原鄉。所以，依據韓愈的詩來斷定賈島的籍貫，是有風險的。至於賈島究竟是那裡人？他的〈下第〉詩或可提供一點線索：「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下第前，他已還俗，所以，「三湘」才可能是他的故鄉。
再如，李白有首〈宣城見杜鵑花〉：「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又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有位「書先生」竟解作：「詩人住在蜀地的時節，聽見子規鳥的叫聲，使他想回到宣城去，因思念宣城太深，那鳥叫聲每聽見一聲，都使他腸子斷一回。」是標準的「學而不思」，且「學而未通」的例子。因為，這首唐詩比今天的白話詩還白，最淺顯的解法，是詩人在宣城看見了杜鵑花，想起了在巴蜀聽過的子規鳥的叫聲。此刻，詩人彷彿又聽到了那杜鵑啼血的悲鳴，使他記起了昔日在巴蜀時的美好時光，那一聲聲的「不如歸」，直叫斷了他的腸子。如要更專業一點的解讀，就得再去自修一下大陸安旗教授的《李白年譜》，才知道「三巴」﹝四川江油，古稱巴西﹞是李白幼年和青年時期生活過的地方﹝故鄉﹞，而此詩係作於他逝世那年暮春，最後一次抱病重遊宣城的時候。瞭解了這一段，才能把這首詩解讀得像樣些。
關於李白這首〈宣城見杜鵑花〉，還有兩位「書先生」「學而不思」。一位是《全唐詩》，另一位是《樊川詩集注》﹝馮集梧注﹞。前者在題下注：「一作杜牧詩，題云子規。」後者則在題下注：「按此詩又見李白集，題作宣城見杜鵑花。」顯而易見，他們都沒有思考過下面兩個問題：一是李白係盛唐時人，生於西元七○一年；杜牧是晚唐時人，生於西元八○三年。杜牧的詩應不應該出現在李白的集子裡？二是杜牧跟四川的三巴有沒有地緣關係？就因為他們不肯「思」，當然也不會去「學」﹝查考資料﹞了。
另有位「書先生」﹝三民版的《新譯古文觀止》﹞，在韓愈〈送孟東野序〉的「文章分析」中，引清朝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條的原文說：「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我一「聽」，有點疑惑。經逐句核對《老子》三遍，確定老子沒講過這句話，於是執經向三民書局編輯部求教。原來，引用的人沒錯，是姚老先生錯把《荀子·非相》中的「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誤記成《老子》說的了。如果我們再跟著「人云亦云」，就是「以訛傳訛」了。不過，從閱讀經驗來說，像「君子贈人以言」這樣的句子，無論從內容、句式和語態來看，也不像是出自《老子》，可見編譯該書的先生們也太相信某些古代的「書先生」了。
再如王勃〈滕王閣序〉中的「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典出三國應瑒的〈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寒門來，將就衡陽棲……。」﹝見趙聰《古文觀止新編》﹞後人遂有「雁到衡陽為止」的說法，且相沿相傳至今，也可見我們「盡信書」的程度了。
就故事論故事，「雁到衡陽為止」，確實是一個客觀事實的存在。不過，這個客觀事實，只是古人在交通、資訊等條件的限制下，所看到的一個「點」的事實。誠如《中國地名大辭典·回雁峰》條說的：「相傳雁至衡陽不過，遇春而回。唐宋以來，詩人遂以為故實。然考《湖南方物志》，言永興、興寧、彬陽﹝靠近湘粵交界處﹞皆有雁。詩人之言，原不可以固論也。」這已充分證明，雁在湘南的棲止，已由「點」而「線」了。不僅如此，浙江溫州的雁蕩山，也是因為有雁群棲泊於崇山中的湖蕩中而得名。再向西南看，金門、澎湖及台灣等地也都有雁的芳蹤。可想而知，大約北緯二十七度左右及以南的地方﹝衡陽、雁蕩就在北緯廿七度上下﹞，只要有豐沛的水草、魚蝦、穀類等食物，可供雁鴨安居、進補，養肥了再回去繁衍下一代﹝《本草綱目·鴈》：「南來時瘠瘦，北響時乃肥。﹞，牠們都有可能來棲泊，形成一種「面」形進駐的景觀。只是，雁有「先到為君」的「行規」，秋天第一批南下的雁群，總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挑路近的地方駐紮下來，後面的梯隊就要多跑些路了。但因古人所記載的是「點」的事實，加上後學們有「盡信書」和先入為主的習慣，這個「點」的事實，就演變成「面」的事實了。不過，古人的偏失情有可原，我們正好以有餘來彌補古人的不足。
總之，「書先生」口中的「黃金屋」，不見得全是黃金打造的。唯有「學而能思，思而能學」，才能分辨那「黃金屋」的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