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穆宗朝的張元勛之後，有四十餘年福建未設「南路副總兵」，直到萬曆末才又出現此職－－依照「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開頭所言，明神宗在位四十五年時，有日本人來擾海疆，因此「當事者唯分部置帥，為兢兢。於是秋浦紀公奉　璽書，以副將軍參戎事，盡護南垂軍。」－－萬曆末再度於福建設置「南路副總兵」一職，是由紀元憲頭一個擔任的；或許是由於此職原非常設建置，故「明神宗實錄」未載何時又重設此職，也沒記載紀元憲何時陞轉離職。在神宗朝之後，「明熹宗實錄」仍有提到幾位繼任者，如天啟二年十二月載：「留新陞徐州總兵張嘉策于福建，以都督僉事新銜管南路總兵事。」天啟四年十月間，福建巡撫南居益所呈攻打紅夷報捷的奏疏中，有提到「南路副總兵俞咨皋（筆者按：即俞大猷之子。）」。之後「明熹宗實錄」尚提到有成啟元、楊應春、陳希范，以及在崇禎朝的奏疏也還查得到有高應岳、王嘉勛等人擔任過福建的「南路副總兵」。至於，「南路副總兵」這個職位，管轄的範圍到底包括哪些地區？以「南路」一詞而言，「南路副總兵」應該是在「南路參將」之上，亦即福建的「南路參將」管區有多大、「南路副總兵」就該是等同甚或包含更大的範圍。但因筆者沒能發現明確記載（例如前開歷任「南路副總兵」受命時朝廷頒給的「敕書」），故不能確鑿描述；但大致來說，福建的「南路參將」管轄包含漳州與泉州，則「南路副總兵」的職掌範圍應相同或更大一些（對於福建「南路參將」的統轄範圍，筆者在下面探討「參閫胡公功德碑」時會敘述，於此先跳過；有關使朝廷決定再度於福建設置「南路副總兵」的原因，也將於下文再敘）。
關於「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一文的闕文問題。雖然目前由泉州、同安等地方志中，找不到有迻錄這篇碑文的內容；筆者也無法發現是否有過去碑文尚為全璧時即製作的拓本。不過幸好當初為紀元憲作碑文之駱日昇，其文集仍存於世間。駱日昇是福建泉州府惠安縣人，生於萬曆元年（西元1573），字啟新，號台晉，萬曆十九年成舉人、二十三年中進士，出仕後曾任南京禮部主事、廣西僉事、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等職。萬曆三十四年時因父親病重，駱日昇三度上陳乞請歸鄉終養，雖獲俞允，但未及家門父已病逝。之後駱日昇在家奉母，父喪守滿後仍不欲復仕，雖有閩籍政要李廷機、葉向高等屢勸再出，駱日昇依然不為所動。萬曆四十二年，駱日昇之母病逝。萬曆四十七年八月，朝廷再徵駱日昇出仕、擔任四川副使。此時四川、貴州等地因苗民騷動，隱成一火藥庫；遼東方面亦與滿人發生戰事。駱日昇至四川上任後，勤奮理事，修繕城垣道路，以備不虞。不料天啟元年九月，貴州永寧宣撫司奢崇明之子奢寅以志願援遼為名，帶領苗民大軍前往重慶，隨後便以索餉不遂為由大肆叛亂。當時身在重慶的四川巡撫徐可求、孫好古等眾多文武官員皆不幸遇害；駱日昇遭挾持後罵賊不屈、亦同時罹難。駱日昇殉國後，朝廷追贈光祿寺卿、賜祭葬，並予世襲百戶一人的優遇。在駱日昇卒後付梓的「駱先生文集」（見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一七七冊」）一書中，「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載於卷三；且傳世之本書版無損，可以賴之將殘缺碑記正文補全。幸有此書存世，當年地方軍民對紀元憲的稱頌終可得知全貌。
在「副將軍紀公德政碑」這篇碑文的開頭，駱日昇云：「上在宥，四十有五載……越明年」，可知他受託作此文，時間是萬曆四十六年初的一或二月，碑文寫成後，當年三月（季春）便刻成立碑；這正是他還里居尚未再度出仕的期間。不過在這座德政碑上，有一點「過諛」的問題：在駱日昇的文集中，為紀元憲所撰這篇碑文原題作「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轉刻到現今金門碑林的這座石碑上，碑文文題則多一字，變成「副將軍紀公德政碑記」；然而這座石碑頂部的橫書碑額卻是作「總兵紀公德政碑」－－碑額以不提「副」字的方式、把紀元憲的官職給提高了。（類乎這樣「闕字晉級」的例子，在清代鄭用錫的墓碑上也可見到：鄭用錫是三甲進士，墓碑上應題「賜同進士出身」，然於今所見卻是「賜進士出身」，像是把鄭用錫拉進了二甲進士之列；其實以鄭用錫之功業行實，在墓碑錦上添花實屬無謂）。當紀元憲在福建之時，並未真正晉陞到總兵官的地位；這座石碑的碑額題「總兵紀公德政碑」，諒該視為立碑眾仕紳軍民的「預祝」之意－－而且不久後便實現了、倒也不曾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