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澎湖，脫掉學生服，剃頭當兵，別人也許心灰意冷，我卻覺得新鮮有趣。我是軍眷，從少年起便在老兵群裡混，常聽到一句諺語，「鐵打營盤流水兵」，當兵的今年在江南吃米，明年去關外吃高粱籽，像旅行家一樣，真有趣味。
有了這種心理基礎，我便處之泰然。總以為身在軍營，如同流水，隨時會淌進廣漠的人海。別人發愁，我卻怡然自得。當時我是步兵連一等兵。團部有個老花眼，看了我寫的自傳，竟然感到不錯，把我調升團部作戰組文書上士，擔任抄寫公文、寫鋼板字，按月填報「士兵自殺逃亡表」之類的文件。
我的工作單純，只要細心就行。閒來無事，我就溜到球場去玩籃球，或是看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組長看在眼裡，悶在心頭，他怎麼有眼無珠把這個不知上進的孩子調來，如今「請神容易送神難」，咋辦？
一日，組長和我閒聊天，問我寫公文有什麼疑難問題。我說，每月填「士兵自殺逃亡表」，每營總有四、五人逃亡。奇怪。澎湖四面是海，他們往哪兒逃？怎麼逃？
組長思索了一下，低聲自語。過去，部隊在大陸駐防，和農民語言能溝通，而且時常調防移動，因而藉此機會開小差的不少，形成「鐵打營盤流水兵」的現象。但是，澎湖四面汪洋大海，部隊在碼頭嚴格管制，士兵若想逃亡，那比插翅飛上青天還難。他嘆了一口氣。
逃亡者，自殺也。組長終於掀了底牌。
我聽了內心怦怦直跳。身在團部，基層連隊的流亡學生情況，隨時傳進我的耳朵。當時患關節炎、夜盲症的士兵特多。有的是不吃藥，故意加重病情，這些秘情組長茫然不曉。三營七連的武超，已患了失語症，成了啞巴。團部也姑妄聽之，不聞不問，我提起此事，暗地裡詛咒專門抓「匪諜」的都患了癌症，早日去見閰王。
在國共內戰時期，青年學生思想複雜，多被赤化，成為共產黨同路人。這種邏輯非常滑稽、奇怪。直到六十年後，我對此事仍然耿耿於懷，銘記在心。
武超成了啞巴，我很納悶，他過去在學校演過話劇。口才特佳。如今忽然成了啞巴，一定是假裝的，藉此理由脫下軍服，離開部隊。他憋了將近半年不說話，說來讓人感到心酸難過。
假日，我帶了一罐奶粉去看望他。從馬公渡海到西嶼牛心灣靠岸。兩人在海邊散步，四顧無人，我低頭問他：「武超，你是真啞巴，還是假裝的？」
他不作聲。
我把剛才的話重複了一遍，仍是啞然無語。臨走，我和連部行政部門請求，如果武超解職，請他們為他簽領一點路費，免得挨餓。武超走後，可以「逃亡」報備。
返回馬公的海途上，我的熱淚奪眶而出。這瀟灑健壯的大個子，成了啞巴，他以後怎麼討生活？
澎湖走了一個小兵，就像海峽失去一條魚，引不起人們的注意和興趣。即使在三營七連，偶爾在官兵參加露天晚會時，有人提起武超會表演滑稽相聲，隨著時光的流逝，阿兵哥已逐漸忘記了這個人。只有我，卻默聲地探聽有關武超的行蹤消息。起初，聽說武超在高雄碼頭當搬運貨物工人，他身體強壯，靠出賣力氣吃飯倒也還好。後來，有人去台灣出差，帶來一件讓我啼笑皆非的訊息：武超參加了在民間流動演出的筱快仙滑稽劇團。他用膠東腔的台灣話，飾演江洋義盜廖添丁，逗得觀眾捧腹大笑。
後來，我也到了高雄，陸續聽到有關武超裝啞巴的軼事：他最怕夜晚說夢話，一說話，前功盡棄，完全失敗。當初連長曾設計故意在夜間燃放炮竹， 哩啪啦，嚇得弟兄們都從夢中驚醒；只有武超，仍然蒙著頭熟睡。連長說：「他不是假裝的。」
一九九四年冬，蘭梓高燒不退，吃過藥，打了針，仍是體溫39℃左右。承詩人徐世澤幫助，進台北榮總醫院，通過檢驗、診斷，確定為紅斑性狼瘡。兩人間房，隔床一位太太，照顧女兒，也患這種病。她和蘭梓聊天，她丈夫是山東流亡學生，從廣州搭船到了澎湖，編進軍隊。
你們怎麼認識的？
我和他在一個學校教書，他愛耍寶，惹我們笑。日久天長，我們就產生了感情。
我正在發楞，那個愛耍寶的丈夫，提著一個鋁質飯盒，走進病房，我站起來，向他敬禮：「報告武超班長，你還認識我麼？」
賈明，你成了老芋仔啦。
武超噙著眼淚，苦笑：「聽說弟妹也得這種病。上蒼真是不公平，為啥倒楣的事都落在咱哥們身上？」
「這是報應。」我嚴肅地說。
兩個女人愣住了。
賈明，咱們做過什麼壞事？
你別忘了，六十年前，咱們都是匪諜。
躺在床上的蘭梓，坐了起來，她對武超說：「武大哥！當年他追我的時候，從不提起他當匪諜的歷史，他還說他是軍中作家，吹牛，騙人！」
武超說：賈明在學校就愛吹牛，他的綽號叫「吹牛大王」。
武太太插嘴問：「當初你們流亡學生有多少匪諜？」
「八千多。加上處決的、填海的、病死的，大約有一萬二。」我回答說。
武超向她解釋，有的匪諜也是糊塗蛋。煙台聯中有個叫吳恆生的，他愛抬槓，他說馬克思是俄國人，列寧的入黨介紹人。「我辯不過他。這小子該死。」
「怎麼死的？」
「填進裝石頭的麻袋，半夜被扔到海裡，早被魚吃光了。」
武太太說：「你們這八千多個匪諜，可把台灣害慘了。不是颱風，就是地震……唉，真是報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