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葵一生中，晚年拒卻元廷徵幣一事，最為人所津津樂道，亦由此而倍受矚目和敬仰。王國維<詔書徵聘處士>云：
詔書徵聘處士，後漢多有之，唐宋以後不多見。惟宋太祖徵種放一詔，見《宋史》本傳；元太祖徵邱處機一詔，見《長春真人西游記》耳。頃閱明人文集，得二詔書，一杜《拙庵集》首，……又史鑒《西村集》首，……則明代徵聘，尚下詔書。其後魯監國九年，徵貢生朱之瑜，亦尚用書敕，其書今載《舜水集》首。
可見皇帝下詔徵辟在野賢人，實為莫大榮寵，而邱葵竟不受元朝徵召入仕，並寫下（依《釣磯詩集》，詩題為<御史馬伯庸與達魯赤徵幣不出>，以下皆簡稱為），其無視榮華富貴的高尚品格，自然成為人們崇敬的對象。
只是，關於<卻聘詩>的作者，另有一說認為乃元末明初著名詩人楊維楨所作，此一公案，歷來聚訟紛紜，未能解決。故<卻聘詩>的作者該歸屬於邱葵或者楊維楨，實有需要再進行深入的探討，以下便就相關材料進行分析，以釐清此一公案。
在《釣磯詩集》中，有<御史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七律一首，即<卻聘詩>，其詞云：
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嬾下讀書臺。張良本為韓仇出，黃石特因漢祚來。太守枉勞階下拜，使臣空向日邊回。頭一卷春秋筆，斧鉞胸中獨自裁。
此詩旨意顯豁，表示作者以凜於春秋大義之故，胸中自有定奪，故不願出仕為朝廷效命，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詩末林霍的一段註解：
後學林霍曰：「偶閱《堯山堂外紀》，見洪武初、太祖將召楊維楨用之，令近臣促入京師。維楨托疾固辭，作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卷春秋筆，不為傍人取次裁。』或勸上殺之，上曰、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遂縱之。按、此詩乃吾鄉邱吉甫先生<卻聘>作也，頷聯字有不同耳。不知《外紀》何從得此。考<楊維楨傳>，大明革命召諸儒修禮樂書，洪武三年至京師，有疾得請歸，非終不出者，乃敢有秦嬰等語，比擬不倫耶。吉甫先生一詩、斧鉞風霜，載在郡邑舊志，同安故老皆能誦之。且其遺集卓然在也。楊維楨前常出仕矣，吉甫先生故宋秀才也，是不可無辨。」
林霍於<釣磯詩集序>中又稱：
邱吉甫先生詩，……未聞有搜生先遺集梓而傳之。……先生之遭易代，年方三十有六，至<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之詩次在<八十有四吟>之下可謂久幽不改其操矣。……吾師盧公於是集，苦多亥豕，稍為訂正，擬俟時平梓行，而竟騎箕尾歸天上，不知此事當屬何人也。噫！
依據林霍的解釋，可以知道，將<卻聘詩>的作者歸給楊維楨者乃《堯山堂外紀》，而林霍反對《堯山堂外紀》的記述，並提出其理由加以辨駁，而深獲其師盧若騰之認同。盧若騰於<釣磯詩集序>云：
近世小說家，有移先生<辭聘詩>為楊廉夫辭我聖祖之詩者，子濩辯之甚詳，議論痛快，故當與先生詩並垂不朽云。
因此，盧、林師徒可說是最早將<卻聘詩>作者歸給邱葵的人；其後，又有阮旻錫提出贊同的見解，並解釋何以<卻聘詩>會冒入楊維楨《鐵崖集》之原因。阮旻錫的說法，見於《金門志》卷十六<舊事志>，茲先具錄如下：
阮氏文（旻）錫云：考《堯山堂外記》載楊鐵崖「不赴召有述」詩中，有「商山肯為秦嬰出」之句。明太祖曰：『老蠻子欲殺之以成名耳』。遂放回。此乃世俗流傳之誤也。詩係吾鄉邱釣磯作，見本集；題云：<御史馬伯庸達魯花赤徵幣不出有述>。至今海邊童叟咸能誦之，其相傳久矣。按宋潛溪撰<楊鐵崖墓誌>云：『洪武二年，召諸儒纂修禮樂書，上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遣翰林詹同文奉幣詣門，謝不至。明年，又遣松江別駕追趣，賦老客婦詞進，御上安車詣闕。留有百十日，禮文畢史統定，即以白衣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蓋邱釣磯為宋秀才，不赴元世祖之徵；楊鐵崖為元進士，不受明太祖之職。其志節大抵相類，故遂以卻聘詩冒入「鐵崖集」中。鐵崖詩名滿東南；而釣磯僻居孤嶼，詩集不傳，人多口誦，遂致字句略有不同耳。今悉註之以備覽：堯山堂本云：『天子來徵老秀才（「鐵崖集」作「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嬾下讀書臺（「嬾下」一作「不下」）。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鐵崖集》作「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應知漢祚開」。一本作「商山本為儲君作，黃石終期孺子來」。一本作「諸葛應從漢祚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鐵崖集》「免勞」作「枉於」；一作「殷勤承上命」。「且向」，《鐵崖集》作「空向」；一作「繾綣日邊回」）。袖中一卷春秋筆，不為傍人取次裁』（《鐵崖集》作「老夫一卷春秋筆，留向胸中取次裁」。「袖中」一作「袖藏」）。其大略如此。夫一首之詩甚微，而所關人品則甚重；余故不可以不辨。此詩為鐵崖所久假，已經五百年；今釣磯之集出，而趙璧復完。則詩之隨時為顯晦，其亦有數哉！予固不禁為之歡然而破涕也。（《夕陽寮稿》）
綜合以上三人的說法，可以歸納出其支持<卻聘詩>為邱葵之作品的理由：
1.邱葵的<卻聘詩>「載在郡邑舊志，同安故老皆能誦之。且其遺集卓然在也。」且「至今海邊童叟咸能誦之，其相傳久矣。」
2.《堯山堂外紀》為小說家言，其述<卻聘詩>為楊維楨所作，實不足信；亦不知其自何處得到邱葵此<卻聘詩>?
3.楊維楨曾受明太祖徵召赴京，故「非終不出者」。
4. <卻聘詩>詩中有「秦嬰等語」，若為楊維楨之作，則「比擬不倫」，故此詩不應該是楊維楨所作。
5.楊維楨是元朝的進士，曾仕於元朝，而「吉甫先生故宋秀才也」，因此，詩中的「秀才」，不符合楊維楨的身分，而與邱葵的身分相符。
盧若騰、林霍、阮旻錫所持之理由，一直以來，並未受到太多的質疑或挑戰，故論及邱葵<卻聘詩>者，也多未加考證，逕以其意見為結論。但事實上，盧若騰、林霍、阮旻錫所持之理由，未必盡符合事實，故筆者以下即綜合上列問題之所在，搜羅相關史料，詳加剖析、論述，以釐清其中的疑點。
（一）<卻聘詩>載在郡邑舊志之問題
按邱葵名列郡邑方志，其時間最早者，當為黃仲昭（一四三五~一五○八）之《八閩通志》，是書始修於明成化乙巳（一四八五）、成於弘治己酉（一四八九）、刊行於弘治庚戌（一四九○）。另何喬遠（一五五七~一六三一）之《閩書》修於萬曆四十至四十四年，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至二年又作訂補，其刊印時間則在崇禎元年至五年之間。
然《八閩通志》卷六七<人物·儒林·丘葵傳>中但述邱葵「風度修然，如振鷺立鶴。……時宋末科舉廢，杜門勵志，學不求知于人。……卒祀先賢祠。」其中並無提到邱葵有卻聘之情節，<卻聘詩>亦不見載錄。同樣的，《閩書》卷一二七<丘葵傳>中亦無有關<卻聘詩>之記載。
盧若騰<釣磯詩集序>寫於永歷庚子（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林霍<釣磯詩集序>為盧若騰歿（一六六四）後所寫；張日益<訪邱釣磯先生故居記>，據林霍所言，當作於萬歷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而於六十一年後壬子歲（一六七二）由林霍所刪定。今本《釣磯詩集》中附張日益<訪邱釣磯先生故居記>，其中記載：
而先生之裔朝準君，出所藏先生之詩一編讀之。先生之洞天人，徹性命，觸發皆真，至<天陰>、<怪事>、<寄吳丞>、<和 之壽>、<辭元聘>諸章，能令壯氣豎髮，亦可感泣沾襟。蓋天地陽九之運，聖賢道之傳，先生籌之審矣。勉學丘園，彌高彌邵，先生之意，固不在乎山水，垂釣之間，其所託以自晦焉。而為生人明大義，為天地辨大分，百餘年考亭統緒，雖當昧塞大變之秋，猶有所存以不墜，則先生之功大矣。然先生之高蹤逸韻，距今而後知其詳，則豈非有數也哉。既歸釋楫，遂記之。萬曆四十年壬子，季夏望後三日，後學張日益書於海雲館。後六十一年壬子，後學林霍刪訂，時仲夏廿日。
按：「至＜天陰＞、＜怪事＞、＜寄吳丞＞、＜和 之壽＞、<辭元聘>諸章，能令壯氣豎髮，亦可感泣沾襟。蓋天地陽九之運，聖賢道之傳，先生籌之審矣。勉學丘園，彌高彌邵，先生之意，固不在乎山水，垂釣之間，其所託以自晦焉。」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三雖錄此文，但並無這上舉之一段文章。
因此，林霍所謂<卻聘詩>「載在郡邑舊志，同安故老皆能誦之。」的說法，實不能過於相信，因為邱葵卻聘之情節，在明人之方志中並未發現，反而是在盧若騰、林霍之後、即入清以後所修之舊志中才開始有所記載，這一時間的差距，不能不令人懷疑：何以成書於明代的《八閩通志》、《閩書》皆未記載邱葵<卻聘詩>一事?尤其是何喬遠《閩書》，其編撰、刊印之時間，尚在張日益<訪邱釣磯先生故居記>之後，何以仍未將邱葵卻聘之情節寫進傳中?因此，比較合理的推推論是：當黃仲昭、何喬遠之時，尚無有邱葵作<卻聘詩>之說法，故而盧若騰、林霍之說，不免啟人疑竇，令人難以信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