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首：詩旨是悲嘆宋室被擄，飄流北地，返還無日，並以李陵等人之「甘匪人」，痛責投降元朝之官吏。
又詩中「李陵耶律甘匪人」句之「耶律」，前此注家亦皆以為「耶律」者，乃指「耶律楚材」。案《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為掾。後仕為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福興行尚書事，留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仇，朕為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
依筆者所見，耶律楚材為契丹族，且耶律楚材之時代，較邱葵略早而已，將其仕元太祖事，比擬於李陵之背漢事匈奴，於作詩運典方面，似過於牽強，故筆者以為，「耶律」或當是「衛律」傳鈔之誤。《漢書》記載李陵、衛律投降匈奴事甚詳：
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並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可見李陵、衛律叛歸匈奴後，得享榮華富貴。再者，深思「甘匪人」之「甘」，若必求落實此詩眼，則用於耶律楚材身上並不適切，反而在《漢書》中，可看到李陵、衛律勸蘇武投降匈奴時，所流露出之「甘匪人」心態，躍然紙上：
（衛）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鬥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由上面蘇武之堅貞自持、不為利誘，對照李陵、衛律之臣服匈奴，特別是衛律以富貴相誘之言辭，若以「李陵衛律甘匪人」為句，指斥背宋降元、不顧夷夏之防的貳臣，當更符合邱葵本詩之旨意。
（三）第三首：旨在寫當時群盜蜂起，而「州家買靜勤招呼」，地方官為圖苟安，只能以官祿為餌，予以招安。如此，賊變成了官，官與賊互通，當然淪入「天翻地覆綱常滅」的黑暗局面。
而詩中的「昨者參州紅帕首，高官厚祿恣狂圖」，一般注家都將「紅帕首」釋為元末起義的「紅巾賊」、「紅軍」，這是誤置時代的誤謬，因為「紅軍」起義時，邱葵已逝，不可能見到「紅軍」的行動。況且，邱葵此詩所寫的，都是元朝初入南方時發生的各種弊端和亂象，與元朝末年「紅軍」的起義，不應混淆。
再者，所謂「紅帕首」，即以紅巾帕首，韓愈<送幽州李端公序>：「及郊，司徒公紅巾未首」。 又<送鄭尚書序>：「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 迎郊。 此為從軍之一種象徵，後來則演變為指涉部伍、軍隊等軍事或武裝勢力之泛稱，故不能以「紅軍」之頭戴紅巾，便將此處之「紅帕首」等同於「紅軍」。
明白「紅帕首」之意義，則「昨者參州紅帕首，高官厚祿恣狂圖」，筆者以為，當是指當時群盜所形成的武裝力量，因地方無力剿滅，故只能以高官厚祿加以招降。關於此一情形，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卷一<江南群盜之平>，即記載元世祖初平江南後，漳州等地盜賊蠡，而朝廷只能將之招降，並授予高官厚祿之情形，不妨移作為邱葵此詩之背景。
（四）第四首：此首詩旨明朗，是指斥元朝以蒙古貴族之姿，憑藉武力，控制地方，欺壓百姓，故到處可見手握大兵的督府，仍留著遊牧民族的習慣，養兵如養子，並大肆搜刮，積聚財帛。在這種情形下，官軍比賊更可惡，百姓「未被賊苦被軍苦」，更無從訴苦。而所以致此之故，即因元朝以種族分類，形成不平等的階級統治，讓處於最卑下的「南人」，只能任由宰割而已。
（五）第五首：此首嘲弄當時官場上買官、鬻官的醜態，顯示了當時政治的腐敗，在令人憤慨之餘，又倍感無奈。然而，欲瞭解邱葵遣辭用字之妙處，對此詩「身著綠衣足誇詫」之「綠衣」，尚須結合當時之史實來看，方能更深入體會邱葵之詩藝。
「綠衣」二字的解釋，校釋或譯註《釣磯詩機》者，皆以為此處「綠衣」的典出於《詩經·邶風·綠衣》，故於詮釋「身著綠衣足誇詫」時，或以為「比喻正邪不分，貴賤尊卑顛倒失序」；或以為「喻妾上僭，夫人失位也」。按《詩經·邶風·綠衣》：「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朱熹《詩集傳》釋此二章曰：「綠、蒼勝黃之閒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閒色賤而以為衣、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 如果，「身著綠衣足誇詫」的「綠衣」真的是出自《詩經》，那麼校釋或譯註《釣磯詩機》者，自然可以用朱子等人對《詩經》「綠衣」的詮釋來下此註腳。
然而，詳細研究邱葵此詩的內涵，上述解釋是否符合邱葵用「綠衣」二字的旨意呢?筆者以為，「綠衣」二字應作不同的解釋方是。案《元史》卷七十八<輿服一>：
百官公服：公服，制以羅，大袖，盤領，俱右衽。一品紫，大獨科花，逕五寸。二品小獨科花，逕三寸。三品散答花，逕二寸，無枝葉。四品、五品小雜花，逕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緋羅小雜花，逕一寸。八品、九品綠羅，無文。
另葉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下<雜制篇>亦云：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羅流。外授省劄，則用襢褐。其襆頭皁靴，自上至下皆同也。
綜觀上述兩條材料，再結合「富兒諧了西園價，身著綠衣足誇詫」二句來看，這二句的意思便是說：當買官的人已經談妥了價錢，並在買官錢「交割」清楚以後，便開始穿上「綠衣」作了官，也耍起作官的威風了。
邱葵此詩，旨在描繪出買官、賣官的醜態，富兒有錢能買官(「諧了西園價」)，因此，這裡「身著綠衣足誇詫」的「綠衣」，與其解釋為襲用《詩經·邶風·綠衣》的「綠衣」典故，不如說這「綠衣」是實指，也就是指宋、元時期低階官員的服色，即八品、九品之小官所著之「綠羅」、「綠袍」。如此解釋，或許更符合本詩的旨意，也可以看出邱葵此詩承繼杜甫「詩史」以詩歌揭露現實的企圖，及其目睹元代官場怪現狀之痛心與無奈。
循著這樣的詮釋理路，邱葵此詩的意思就更明朗了：富兒有錢買官，所以能夠綠衣加身，雖然只是低階的官位，卻已經足夠用來誇耀驕人了。只是，唯錢是視的上層統治階級，一點也不講信用，以致一官數賣，價高者得。因此，有些官員，昨天才剛歡歡喜喜上任，今天又要悽悽慘慘下台去，官員頻頻換人，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發佈上任、卸任的公文書（「近來書滿只月餘」的「書」並非指一般的「信函」），只消一個多月，便堆積如山了。目睹這樣的官場怪現狀，白頭老吏早已見怪不怪，只好冷眼旁觀，就當它是一場兒戲，連那迎來送往的一具禮儀，都提不起勁來了。
（六）第六首：此首主要是寫元代鈔法的弊病，由於當時印鈔數量沒有節制，貨幣過多，幣值大貶，故而物價騰貴，「米珠薪桂肉如玉」。當手中的紙幣購買力連連下降，「手持空券向何許，官司有印儂無錢」，紙鈔形同廢紙，自然引發民怨，甚至危及一般人的生活。
邱葵的這首詩，並非向壁虛造，而是當時實際情況的反映。根據研究，元代使用鈔法，從南宋皇室投降那一年（一二七六）年起，大臣阿合馬為了搜刮錢財，開始大量印行無本之鈔。每年發行中統交鈔幾十萬錠，到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鈔的發行量達到一三五六萬錠。另有人統計，從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至十九年（一二八二），九年間共發行紙幣八○九萬錠，接近前十四年的八倍。在江南地區，「每鈔一貫所值物件，比歸附時不及十分之二。」因此造成紙幣貶值，物價飛漲，社會動盪不安。 由此可見，邱葵所寫，實是親身之經歷。
（七）第七首：此首總結上面之亂象，在無力回天，無人可訴之下，只能自嘆生不逢辰，而面對元朝的高壓統治，在這樣的亂世下，身為南宋的亡國之民，其悲哀幾乎是宿命的。在不能說真話、或說了真話也無濟於事的情境下，邱葵只能以「磨兜堅」來表達無言的抗議和憤怒。
從上面對邱葵<七歌效杜陵體>的詮釋來看，這些紀實的詩作，一一驗之史事，皆有根有據，實堪當「詩史」之名而無愧。而詩中指陳的亂象，也是導致元朝享國短淺的主要因素，如同在<醉太平小令>中所述：
堂堂大元，佞奸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作官，官作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這些使元朝的最後覆滅的弊端，邱葵早在蒙古人初入南方時，就已用其雄膽鉅識，在詩中揭發無遺了。而邱葵洞徹世事的智慧，及其「以詩存史」的用心，也由此得到證明。
■後記
　邱葵的《釣磯詩集》為金門現存最早、也是具有價值的詩集，然觀《釣磯詩集》目前已有之兩種注釋、翻譯，當中仍有不盡如人意者。例如，王次澄教授在<南宋福建遺民丘葵及其《釣磯詩集》>已指出：「<次放翁梅花韻>當是陸放翁的作品誤收入《釣磯詩集》者」，而注譯者未及參考、引述，便是一例。按《釣磯詩集》中收<次放翁梅花韻>一詩，而陸游《劍南詩稿》卷八，亦有<梅花>詩：
冰崖雪谷木未芽，造物破荒開此花。神全形枯近有道，意莊色正知無邪。高堅政要飽憂患，放棄何遽愁荒遐。移根上苑亦過計，竹籬茅屋真吾家。平生自嫌亦自許，妙處可識不可誇。金樽翠杓未免俗，篝火為試江南茶。(「題解」云：「此詩淳熙三年冬作於成都。」)
兩詩字句微有不同耳！而依《劍南詩稿》，此處已明確指出詩為宋孝宗淳熙三年（一一七六）陸游於成都所作，故應將作者判歸陸游，而不應再誤為邱葵之作品。至於有論者引用此詩作為邱葵「以梅花自許自說」的論證材料，則不免誤上加誤矣。
又如：邱葵的著作，《金門志》邱葵傳中列有「經世書聲音既濟圖」。此處近人標點，都將書名誤分為《經世書》、《聲音既濟圖》兩書，然依《續通志》卷一百六十六<圖譜略·下>，著錄邱葵《經世書聲音既濟圖》一種，故在此等處亦應加以改正才是。
再如，有關李養吾其人，《釣磯詩集》中有<李養吾董教同安為長篇> ，注家多未注明其人名號。余讀《謝疊山全集校注》，乃見其中有「李養吾，名謹思，字明道，號養吾，江西餘干人。」之記載。另謝疊山集中有<與李養吾書>云：「恬退六年，僅得一學官，……養示不屈節受窮官於陳宜中、留夢炎、劉黻柄國之時，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可知李養吾於宋時曾為學官，而邱葵此詩當寫於宋亡之前、李養吾董教同安之時。又李養吾<讀疊山先生北行詩跋>云：「顧公闔門死節，皆甚偉，公絕口不一言。予不表而出之，何以示天下與後世。」 亦可推知李養吾於宋亡後亦不仕，且為文將謝枋得之死節，表而出之。
以上所舉數例，只是其中可資商榷的一部分而已，但已足使筆者相信，對於《釣磯詩集》之整理，仍有未竟之業，必俟將來有後起之秀，抱持古人治學之精神與態度，繼續針對《釣磯詩集》的版本進行搜羅，並以傅斯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及「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的態度，重新加以校勘、箋釋，方能使《釣磯詩集》真正擁有一嚴謹、具有學術價值的新版本。如此，則或可免於貽誤後學之譏，而有助於提昇金門古籍文獻的研究水平！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