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後人稱王荊公）於神宗時之變法改革，不見容於當朝，至司馬光臨政，幾全廢棄，但時人及後世對其文章詩詞，卻少有非議。安石何以能潔身引退，且於蓋棺論定後，獲得稱讚美譽？筆者以為，在於其學養豐碩，次具有豁達之人生觀，及隨緣而居之接物處事態度。本文就學養方面與七大家之關連，略舉例論之：
安石文章，號為八大之一，時所謂：「道難知而藝易見也」（梁任公語）。公逝後，哲宗敕贈太傅，敕文提及：「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而其反對黨，時哲宗相司馬光致友書亦稱：「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
明人茅坤《草廬》所舉七人，益以蘇子由，而稱唐宋古文八大家，並編印《唐宋八大家文鈔》。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實本于《文編》所選八家，而「唐宋八大家」之名，則為茅坤所定當無疑慮，其文載述曰：
抑八家者，其地位固自有高下；柳州惟紀行文最勝，不足以備諸體；南豐體雖備而規模稍狹；老泉、穎濱，皆附東坡而顯者耳，此四家者，不過宋鄭魯衛之比；求其如齊晉秦楚，勢力足相頡頏者，惟昌黎、廬陵、東坡、臨川四人而已。則試取而比較之，東坡之文，美矣。…荊公則反是，故以東坡文比荊公文，則猶野狐禪之與正法也。試取荊公上仁宗書，與東坡之上神宗書，合讀之，其品格立判矣。」
筆者以為，「文章千古事，公道在人心」，唐宋八大家屹立文壇九百年，崛起於政鬥潮流之時代，各擅勝場。尤以安石以宰職之尊，得意於文壇。其政治立場堅定，即令曾鞏，亦難望其項背；其所遺詩文篇數，不亞於三蘇；其道德文章，媲美韓、柳。是以，安石處於八大家之地位，或可窺知一二焉。茲略述各家生平、散文風貌，及與安石關連情事。
一、韓愈、柳宗元
－唐·韓愈（786－824），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今河南南陽），祖籍昌黎（今河北），自稱「昌黎韓愈」，卒於長慶四年（年五十七）。著有《昌黎先生集》。
貞元八年（792），韓愈中進士「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與鳳翔刑部尚書書〉，貞元末年，韓愈往來京洛，參加「調遷」，始得國子監四門博士，不久與柳宗元同為監察御史。
韓愈一生，積極于求官，致力于為文。前者為衣食之需，且此為其行道之途；後者為好古人之辭，悉據以臻明道之路。其所謂「道」即「周公孔子之道」。為人與為文，皆以道統自居。其〈上宰相書〉、〈后二十九日復上書〉載述，為官確有行道之目的。
韓愈為官俾以行道，故為文能經世以致用；重視人才，且專注社會民生，有國家危機意識，此與安石之人生觀、文學觀相當。其反對佛老，於當時兼辟佛老以其為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甚有十分激烈之排佛主張，如〈諫憲宗迎佛骨〉一文可見端倪，此舉與安石晚年崇佛則有異同。
安石早年以建功立業，濟世救民為己任，以孔、孟儒家為歸依。於〈宋孫正之序〉載述：「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此可見安石對於維護儒學道統，且曾排斥佛教之韓愈，給予高度評價。
宋蘇洵〈上歐陽內翰（修）書〉稱曰：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此或指韓愈文風特性與傑出成就。
曾國藩《曾滌生湖南文徵序》論及韓愈文風受敬重，其載述曰：
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
韓愈為文輒見「發言真率，無法畏避」。例〈讀墨子〉一文，「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與其尊崇孔孟之道有所抵觸，亦說明其尊儒而不墨守之表現。例有：「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明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廳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按李賀之父名晉，晉進同音，為了避諱，俗儒皆以李賀不得舉進士。唯韓愈力排俗見，以真知灼見進諫，誠勇矣！
韓愈文章，傳承外亦多創新，能打破陳規，不拘俗套。例以墓志尤為奇特，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韓昌黎文集集校注〉引王荊公曰：「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尤其特也。」又引曾國藩云：「以蔡伯喈碑文律之，此等已失古意；然能者游戲，無所不可。末流效之，乃墮惡趣矣。」「奇」而不合「古意」，大概為其墓誌銘特點。簡言之，即不僅不合于古，而且不合于今，古人不曾有，今人也學不到。
再例以〈進學解〉，屬辭賦中之散賦，以虛擬國子先生與學生之對話，闡述進德修業之理，兼抒發自己抱材未用之苦；於形式而言，承繼了東方朔〈答客問〉、揚雄〈解嘲〉之風格，以問答方式表白。安石散文，追步韓愈，取法揚雄，亦有設問自答類，如〈龍說〉、〈使醫〉、〈傷仲永〉、〈推命對〉、〈仁智〉、〈勇惠〉等。
韓愈寫祭文而全以散體敘事出之，例有〈祭十二郎文〉，文筆格外動人，此類寫法，不合常格，惟「相題而設施」，感受之情境較為特殊。另有送序之文、記敘之文、書信等各有特色韓愈為文主張「文以載道」與安石主張「經世致用」，殊途而同歸；文風而言，安石拗折勁健之氣，學自韓愈雄渾之勢。例有：
文章有短而轉折多氣長者，韓愈〈送董邵南序〉與安石〈讀孟嘗君傳〉；短文文風相似有韓愈〈伯樂〉、〈讀墨子〉與安石〈傷仲永〉；就句式言，韓文喜採漢魏辭賦與齊梁駢文之對偶，如〈師說〉、〈原毀〉等。安石散文較少文賦，唯其議論文亦多排偶句式，如〈性情〉、〈洵卿〉、〈仁智〉等排偶比例頗多。再有韓愈〈送廖道士序〉與安石〈靈谷詩序〉兩相對照，不僅文境酷肖，而且詞句略似。
筆者以為，韓愈個性率直，為文自然樸實與安石略似。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載歐陽修之言：「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據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曾鞏此書約寫於慶歷七年，時安石年二十七，正當調知鄞縣。嘉祐元年，歐陽修又以「吏部文章二百年」褒譽安石，安石時年三十六，此可略見安石中青年期，文崇韓愈。嗣後南宋李壁也認為，安石「於退之之文步趨俯仰，蓋升其堂入其室矣。」曾國藩〈復陳右銘書〉亦云：「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等，吾人研讀兩者文章口語氣勢，或可見證矣。
－唐·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人，出生于長安（今陜西西安市）。貞元九年（793），年二十一歲，考中進士。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貞元十九年（803），宗元調任監察御史里行，與韓愈同官，後坐王叔文黨遭貶。
遭貶期間，宗元一面從事著述，一面傾意為文。其〈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載述：「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特是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舍恐懼則閒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陳于后。今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國不可少邪！」此可知其不以文干譽，但遭貶後，發憤讀書，又不得不藉文以傳道，洩其積怨也，由此見柳文之底蘊明矣。宗元所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可見其不辟佛老，尊崇孔子、老子。例於〈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言：「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
據《新唐書·文藝傳》載述：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始創唐高祖、太宗「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故王楊為之伯」，次則「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溢雄渾、則燕、許（張說、蘇閮）擅其宗」，三則「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遂排除百家，法度森嚴抵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此段敘述，略證韓愈倡導，柳宗元附和之唐代古文運動。韓愈曾稱譽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劉禹錫《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又於《柳子厚墓誌銘》載述柳文：「俊杰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家，卓厲風發。」如〈封建論〉。
另據司馬光〈與王介甫書〉載述：「光昔從介甫游，介甫于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安石曾撰有〈老子〉一書（今佚），文章有〈老子〉、〈答王深甫書〉、〈宋孫正之序〉、〈禮樂論〉等，詩歌有〈雄聃〉。再於〈揚雄三首之一〉載述：「孔孟入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耀，萬物成冬春。」可見安石對孔子、老子之特好，與宗元所崇仰偶像相同。宗元自幼崇佛，安石晚年拜佛，時間或有相異之處而已。
宗元為文辭，嚴謹認真，主張「文者以明道」而不「以辭為工」，例於〈答韋中立論師論書〉載述：「始吾幼且少，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遠矣。」
宗元為文以明道，與安石為文以致用，殊途而同歸於經世致用，例於〈報袁君陳秀才避師明書〉載述曰：
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書佚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于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懇然爾，久則蔚然爾。」
宗元屬文為後人多所傳誦者，尤以山水遊記類，每有佳篇，如〈永州八記〉，其為騷體文。再有〈水經注〉一書，雖是集山水之大成著作，而有關山水之敘述，皆屬片段，非獨立之篇章。
宗元代表作尚有賦體之文，作品有〈愚溪對〉、〈天對〉、〈禁問〉、〈答問〉、〈起廢答〉等。屬牢騷之文，其中設問類，安石之散文篇章中亦有雷同之處。（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