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元文章，與安石皆名列八大家之榜，自有其特殊之境界。一則其立論新穎，打破傳統；一則為牢騷滿腹，出言多諷。韓柳後，世之學古文者，學韓者多，學柳者少；韓文之可學者，以其文辭之通易也，柳文號稱「簡古」（見沈海《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后序》及張敦頤《韓柳音釋序》），「用字奧僻或難曉」。朱熹亦言曰：「文之最難曉者無如柳子厚」（《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此亦可見其為文「簡古」之特色焉。
筆者以為，唐代前期與漢代前期類似，文人好為議論之文，此或與當時政治氣氛有關。逮韓愈、柳宗元時，言路漸窄，惟文人政治企圖心強烈，上諫風氣形成，故有韓愈〈諫憲宗迎佛骨〉之論，宗元寓文訴行道之衷，皆有可觀者。後者甚於論說雜文，頗多精湛作品，如〈貞符〉、〈封建論〉等。
二、歐陽修、曾鞏
－宋·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永年）人。幼年孤貧，曾依叔父家于隨州。天聖八年（1030）舉進士，擢甲科，調西京留守推官。與尹沬、梅堯臣、蘇舜欽等交游，提倡古文寫作風氣，甚負文名。著有《歐陽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景祐元年（1034）入朝，為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遭貶，在朝諸臣如秘書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沬等紛紛論救，司諫高若訥獨持當貶，歐氏則力上〈與高司諫書〉，評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因此亦被貶為夷陵令。
貶官夷陵，頗有領悟，於〈與焦殿丞書〉載述：「某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為益。」又〈容齋隨筆〉卷四，記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于行義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史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載述曰：
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之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不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又言：「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其為文追步韓愈，例於〈記舊本韓文后〉載述曰：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有弊框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韓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秩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夸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
歐陽修為文有韓愈之風，有為之安石亦如是，例有：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載歐陽修之言曰：「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國藩〈復陳右銘書〉亦云：「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於文體而言，〈古文約選序例〉載曰：
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介甫變退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
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更致力於提倡古文寫作。據《宋史》本傳載述：
時士子尚為險怪其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又《宋史·文苑傳序》載述：
國初，楊億、劉筠獨裘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復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合之，宋文日趨于古矣。
其於〈答陜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載述：
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
歐陽修為繼韓柳後，宋初古文運動倡導之揭竿者。其為人、為諫官、為文章皆可受公評，且影響所及，澤被其後之五大家。其雖與安石政治理念歧異，但早年有提攜之恩，故其於神宗熙寧五年（1072）八月去世，時為宰相之安石特為文〈祭歐陽文忠公文〉以悼之，略述曰：
如公之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讀此文，感受安石肺腑之言，文字瑰麗，氣勢酣暢，音調鏗鏘，韻律忽而抑揚，時而頓挫，但能表彰歐陽修之文章、氣節、功業、操守；行文之間，極盡哀傷沈鬱之誼情。
再者，「治教政令」為安石所固持，其於文壇初露頭角時，卻竭力否認文學家之封號，恥以文學為業。歐陽修褒譽之詩作如：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水與子爭先。
歐陽修嘗以李白、韓愈相期許，其於〈奉酬永叔見贈〉詩答云：
欲傳道義心猶在，學作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筆者以為，歐陽修之道德文章，顯已聞達於當時。其後以諫官上書之議論，必可預見為諄諄之言。其曾於明道二年（1043），與時為右司諫之范仲淹，上書論及司諫職責，頗有建設立言。惟溯自北宋開國以還，冗官冗費，費出無節，漸成積弊；司諫之職，雖位卑言微，居斯職者，亦有勸諫之機，惜范氏卻以言事遭貶。歐氏司諫院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皆有關所聞見之民生疾苦、社會病兆等問題，於走筆行文，蓋以道德為規範也。此與安石為文，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功效，可謂不謀而合。
－宋·曾鞏（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豐（今江西）人，後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所著〈上齊工部書〉云：
鞏世家南豐，及大人摘官以還，無室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婦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居臨川者久矣。
仁宗嘉祐二年（1057）登進士第。授官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縣）司法參軍；鞏自稱「家世為儒」（〈上歐陽學士第一書〉）。其曾祖曾官水部員外郎，祖父曾官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可謂世代為官。元豐三年（1080）歸京師，五年拜中書舍人，旋丁母憂去職。次年，病逝於江寧，享年六十五歲，追諡文定，世尊名為「曾文定公」。
據〈曾鞏行狀〉載：曾鞏少有文名，「未冠，名聞四方」。後及長，「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文受世推重。史載：「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其文名由此可見。
自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並努力學習（〈學舍記〉）。到二十歲后，「歐陽修見其文奇之」（《宋史》本傳）。
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載述為文觀點，提出「…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所述「能文章」，指「文質並勝」之意，內容與文采至美，足以流傳久遠。
曾鞏於〈上歐陽學士第二書〉，歐陽修讚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後歐陽修有〈送曾鞏秀才序〉，行文間亦述及其賞識之心意。
於彼期間，曾鞏結識安石，並推薦於歐陽修。於〈再與歐陽舍人書〉曰：「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此可見曾鞏推重安石之證。
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載述：
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信：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此可見曾鞏與歐陽修親密之證。
曾鞏與安石之好友王深父逝世，皆為文以悼，誌其致力道德文章之彰顯，另對好友拳拳之思念、推重與惋惜，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茲略比較如后：
曾鞏〈王深父文集序〉載述：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跡熄，六藝殘缺，道德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父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
安石〈王深父墓誌銘〉載述：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區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
此外，曾鞏嘗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惟吝故不及。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安石勇於有為，吝於改過』」，稱讚安石之節行、文學，可與揚雄並駕齊驅。曾鞏於〈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對於揚雄屈事王莽及作〈劇秦美新〉，都有所辯解，并引王安石看法，以為「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揚雄涉及政治與學術者，影響及於曾鞏，此與安石略似。
熙寧二年（1069），安石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時曾鞏出守越州，其后轉走六郡，在外十二年，對于熙寧新法，未有過多意見。惟於〈過介甫歸偶成〉詩中載述：
心交謂無嫌，終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遷。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上述可見兩者稍有異見。再於〈與介甫第二書〉曰：「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謗議以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
上述可見兩人政治之分歧。
曾鞏之文章同韓、柳、歐、蘇各家相比，略顯質樸少文，然亦有縱橫開合之論，有如韓愈。再者，其記敘文善於剖析說理，無不達之意。據《宋史》本傳載述：
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
據洪本健〈曾鞏王安石散文之比較〉分述如后：
一、於文論：「蓄道德而能文章」與「務為有補於世」－前者曾鞏主張先道後文，先理後辭。於〈寄歐陽舍人書〉載有「蓄道德而能文章」之理論。後者安石具代表性文論觀點見于〈上人書〉，略云：「嘗為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
二、於文勢：「斂蓄漸進」與「凌厲急迫」－前者曾鞏深於儒學，醇厚平和，行文呈斂蓄漸進之姿。如〈墨池記〉，敘王羲之書法，而法外有題；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後者王文氣吞萬里，凌厲雄邁，一往無前，筆勢於懸崖斷壁。於〈讀孟嘗君傳〉可知矣。沈德潛譽之曰：「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三、於文辭：「雅洁方正」與「簡勁拗折」－前者曾鞏服膺歐陽修之道德文章，並薰陶其「簡而有法」之理論，所著〈禿禿記〉，文短意長，簡明洁淨，雅而有力。歐陽修謂曾文「引經據古，明白詳盡」。沈德潛謂「原本經術，氣質醇厚」。確實，曾文之古雅平實，方正醇洁，源于其深厚之儒學素養。
四、於文風：「柔徐謹重」與「剛健峭拔」－姚鼐云：「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復魯潔非書》）劉熙載亦云：「歐、曾來得柔婉」（《藝概·文概》）。曾文之文風，例見於〈寄歐陽舍人書〉、〈贈黎安二生序〉等。後者安石之剛健峭拔文風，甚得力於對議論之擅長。其以議論敘事，故能語省字簡，文風峭拔。例見於〈游褒禪山記〉、〈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等篇中，略可聞其端倪。（四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