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蘇軾善於謮書，精於用書，能取古書精髓，引經據典以為己用。「文貴其簡，簡求其當」，故其為文能鞭辟入裡，深入淺出，親切可愛，深獲人們喜歡。例以，〈與王庠書〉，告女婿（王庠）曰：「書富如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此可知蘇文所以千古傳誦，其來有自矣。
「青出於藍」對蘇軾而言，為司空見慣之另一詮釋，其生前歐陽修之「秋聲賦」傳誦當時，無人媲美，逮蘇軾所著前後〈赤壁賦〉，二篇傳世，北宋不暇自愛，而後人愛之，後人復愛前人之所愛，迄今仍傳誦不已。
（曠）
蘇軾個性豪放不羈，政途又失意，被放逐於田園鄉野，久而久之，心胸曠達而立志高遠，議論不凡，每有驚人之論述。亦因此得罪當權者，致其於宦海難有立足之地。
《宋史，蘇軾傳》載述曰：「軾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嘆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時值蘇軾弱冠之年（年二十歲），其心胸即曠達如此，非屬「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小志。故其後能進「正統論」於宋仁宗（1055），上論堯、舜三代之君，下論秦漢以至五代之君，自比范滂「澄清天下」之大志，則為其真正曠達之寫照。故所論述古人物事蹟，每持異論，皆有獨到見解，茲例舉如后：
〈續歐陽子朋黨論〉（1043）名為續文，實乃駁論，歐文以為「朋黨，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蘇文認為「君莫危於國之有黨」，否定了一切朋黨。就事實而言，君子或小人結黨，自古有之，君子之朋治國，小人之朋禍國。歐文所論較為圓融，蘇文喜好異論，由此可見。
賈誼〈過秦論〉一文，以秦之滅亡，因暴失政。再有杜牧〈阿房宮賦〉，描述阿房宮，富麗堂皇，宮女三千，珠寶珍奇，始皇視如瓦礫，壓榨百姓成習，終致自取滅亡。而蘇軾以〈六國論〉續文之，認為六國之國君並不比秦始皇仁慈，僅因國君善於安撫「智、勇、辯、力」四種人，缺了這四種人致無人敢舉兵造反，可見蘇軾論點新穎，或有獨到見解。
〈論商鞅〉一文，語言諷刺辛辣，氣勢咄咄逼人，以指桑罵槐方式，反對王安石新法。他認為新法「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上皇帝書〉而不利國家之治，宜改採漸進方式為之，此觀點應與其崇尚之儒家中庸思想有關。後來王安石新法失敗，司馬光任相，盡廢新法，蘇軾又持不同意見，又使司馬光不悅而再被貶官，遭排擠出朝廷。（1074）任密州太守，自此走向田園生活，知足常樂，與世無爭，蘇軾一生心胸曠達，卻夾縫於新、舊黨之間，因無所偏而苦無被拔擢之機會，致政途黯淡，僅因豁達之個性使然。
（暢）
蘇軾〈南行前集敘〉，嘗言「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有作文意」。此為蘇軾自謙之詞，亦可看出其行文係自然流暢而出，非刻意也。又在〈自評文〉一文，形容自己「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由其文淺而旨遠，再次領略了他的自信心。宋何遠在〈春渚記聞〉所述蘇軾行文曰：
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吾觀蘇軾行文之所以流暢，主因為真情流露，才華橫溢，精於選題，心胸曠達外，次以其善用駢偶對比，押韻對仗，引經立論，據典發揮有相關。
司馬光、蘇軾與安石雖有往來，於施政方面則有異見，據〈上神宗論王安石〉之載述：
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寮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預言之，因循以至今日。…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矣。
蘇軾屢就安石新法之弊，引經據典娓娓道來，影射安石掌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雖有諫官亦無法發揮制衡功能，諷刺之味，諫諍之意至明，其〈上神宗論新法〉載述：
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需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狗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
蘇軾與安石政治理念相左，於安石位宰屢遭貶抑，雖如此，私下亦有來往探訪，評論詩文輒能肆無忌憚，每忘前愆舊怨，故因文興獄屢見不鮮，此或其可愛處，抑或文人雅士者，理當如斯歟！
－宋·蘇轍（1039－1112），字子由，晚年號穎濱遺老，眉州眉山人（今四川）。蘇洵之子，蘇軾之弟。仁宗嘉祐初，隨父兄至京師，與兄同登進士第。六年，應制舉，「極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為切至（本傳）。」
英宗治平年間，轍與兄軾丁父憂。神宗熙寧元年，復至京師。二年，上書論事。時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轍熟議，其能析理說明，並獲安石認同。當青苗法推行後，蘇轍上書安石，力陳不可之因。于是出為河南推官、南京判官等職。
元豐二年（1079），蘇軾下御史台獄，貶黃州。轍亦坐貶監荺州鹽酒稅。八年，司馬光為門下侍郎，以轍為秘書省校書郎，復為右司諫。哲宗元祐初，轍在京師，多所議論。時司馬光改革熙寧之法，改雇役，復差役，蘇轍極言不可。蘇轍之主張類於其兄。
紹聖初，哲宗起用李清臣為中書舍人，轍上書諫，遭貶落職汝州。徽宗即位，蔡京當國，轍又被降職，居許州，于是致仕，政和二年卒。有《欒城集》，自撰《穎濱遺老傳》，《宋史》卷三三九有傳。
蘇轍一生學問，深受父兄影響，視父兄為其師友也。在〈歷代論引〉載述：
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
雖自稱「其學出于孟子」，而實則「遍觀乎百家」（見〈上兩制諸公書〉）。
蘇轍對于前輩學人，亦尊韓、歐，政治思想，亦近於歐。惟韓、歐辟佛道，轍則不然。蘇轍之文，與父兄並稱當代大家。與父兄相比，雖有不及，但見其個人特點。《宋史》本傳載述其文：「論事精確，修辭簡嚴」，于此可見。蘇軾於〈答張文潛書〉載述：
子由之文實勝樸，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杰之氣，終不可沒。
吾人從茅坤所論，似較客觀。茅坤於《蘇文定公文鈔引》評述：
蘇文定公之文，其鑱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企或不如兄；然而沖和澹泊，迺逸疏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西漢以來別調也。「茅坤所言，承襲蘇軾之說，而更為客觀。至於蘇轍自言：「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
蘇轍對於安石施政，亦有微辭。曾上書議論新法之失，如〈上神宗論新法畫一〉、〈上哲宗繳駁青苗法〉、〈上哲宗乞罷青苗法〉等。
筆者以為，三蘇中，除蘇洵長於安石外，二蘇皆為晚輩。由於三蘇於政治理念與安石相左，故舉止言談亦漸行漸遠，僅止於少數場合之互動，更由於疏遠，致有上書議論時政，例有蘇洵〈辨姦論〉，蘇軾〈上神宗論新法〉、〈上神宗答詔論學校貢舉之法〉、蘇轍〈上神宗乞去三冗〉、〈上神宗論新法畫一〉、〈上神宗繳駁青苗法〉、〈上神宗乞罷青苗法〉等。
唯宋代六大家中，以歐陽修為古文革新運動之開創者。《宋史》本傳稱：「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為必顯於世。」，蓋自宋哲宗即位，至北宋滅亡之四十年間，即哲宗、徽宗、欽宗三朝期間，蘇軾繼歐陽修之后主盟文壇，使北宋古文運動圓滿完成。此期之作家為二蘇及蘇門後學，逮南宋以還，亦不脫北宋散文之遺風。
綜上所述，安石與君臣、僚屬及唐宋七大家之關係，可分述之：
政治思想方面：安石願作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學」，自被委派為簽書淮南東路節度判官廳公事，任知鄞縣、舒州通判等地方官吏始，此期間能本著儒家，以民為本之精神，興利除弊，為民服務確有績效。入京為官後，法先王之治、別王霸之道、尚德利民、富國強兵之政治主張，與宋仁宗、宋神宗與司馬光及唐宋七大家之主張，或因時制宜，而於方法及先後上有異同，或殊途而同歸，實政治理想與終極關懷皆大同小異。
文學著作方面：安石於仁宗時〈上萬言書〉、神宗時〈論本朝百年無事荅子〉、司馬光於神宗時上《資治通鑑》、〈上神宗論王安石〉等可視為議論（史論）文之代表。至於安石與唐宋七大家之關係，筆者以〈臨川王文公集序〉所載頗為詳盡曰：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為盛，唯廬陵歐陽修、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於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近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荊國文公（王安石），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為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監，超超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泊。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為人如此，其文之不易也固宜。
筆者以為，唐初文風以韓愈為首，仍崇尚六朝駢體，逮宋歐陽修大力提倡，力主「文以載道」之精神，以儒家學說為內容，以三代兩漢文章為楷模，其為後代散文宗師。嗣後唐宋八大家在反對駢文（時文），有識一同，皆具有摧陷廓清之功效。在我國文學史上，唐宋八大家，開創了一個朝氣蓬勃、法度完備的散文局勢，渠等對中國散文之影響與貢獻，居功厥偉矣。（四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