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文學館後方中央公園湖畔有座葉石濤銅像，二00九年十二月六日揭幕時，距他離世差五天便一整年，當天下午鄉親季季特別南來，出席這場銅像揭幕紀念音樂會與打狗文學獎的頒獎典禮，當然，她的評審身份是原由之一，更重要的是她與葉老的文學因緣。
我們一起用餐，季季聊起在雲林西螺的生活往事，想不到她年輕時候和我看的竟是同一家牙科，小鎮市容變化不大，老街辦活動也常邀她前去共襄盛舉，或講座或文化踩街，總是故鄉情濃。聊著聊著，提到一九八七年她推薦葉老獲得第十屆時報文學獎「文學特別貢獻獎」時，那年葉老母親過世，未能親睹葉老這項殊榮；季季又說，葉老告訴她遺傳了父親膽小謹慎的性格，但每次兩人對話，不管見面或在電話裡，總覺得葉老的內心彷若一座火山，熾烈激切，熱情泛溢，一點也不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樣。
沒錯，葉老只有在談論台灣文學及創作時，才看得出他深沉的憂心，直言無悔的性格，道盡他對台灣文學的虔誠與執拗，也因此遭到各路不同意識型態的解讀，嘲謔屈辱並存，儘管沒有學術力量奧援，他絲毫不曾退卻，那怕他曾自我調侃地說過──「所有的作家都是遭到天譴的！」
我和葉老相識也算早，是他還在甲圍國小教書的時候，泰半是在公家單位所舉辦的作家座談參訪之類的場子，六、七○年代，政府單位和民間事業單位預算充足，一年裡有好多場這類的活動，作家彼此見面的機會很多，有時和葉老同桌吃飯，領受他常常掛在嘴中「我，一個糟老頭……」詼諧風趣、慈藹親切的談話風格，季季就曾在報上透露葉老妙言，黑色幽默讓晚輩如沐春風，人緣之好，自然可以想像。
雖說與葉老不陌生，但往來並不深切，直到一九九七年八月我接手報紙文學副刊主編之後，拜編務之賜，我常掛電話給葉老，噓寒問暖外順便要稿子，葉老除了抱怨自己的健康每況愈下，也對來自四面八方密集的邀約出席文學活動頗有微辭，倒是對我的求稿從來是祥和爽快的應允，絲毫不計較報社微薄的稿酬。
葉老的稿子都是親自書寫，我向來奉若墨寶，後來有一陣子他給的都是影印版，我知道各地文學館、圖書館正極力地搜羅他的手跡，小小卻有十足個性的鋼筆字，乖乖凝練地躺在每個格子裡，字跡反映了他謹穩的本性，若從他一九四三年在《文藝台灣》發表日文小說「林君的來信」，到他八十四歲過世為止，筆耕六十五年累計的文字近八百萬，嘔心瀝血，如此堅守創作崗位，毋怪乎他會抱怨那不勝其擾的出席活動。
葉老是個寬厚的長者，他的微辭我深能體會，活動一多，相形壓縮了創作的時間，無疑是高遠夢想的扼殺和體力益增的疲累，慣習了從年輕伴他走過困頓歲月的志業，對一輩子追守台灣文學、孜孜矻矻、創作彷彿是他恆常卸不下的思念，將有涯的生命傾注於文學上，過多的社交對他而言，像無比的時間重量壓在肩頭，社會期待與文學使命，由不得的愛怨，拉扯之間，確有些些無奈，更突顯他「我的勞動是寫作」文學使徒本分的堅定意志。
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日本文學翻譯家黃玉燕南來探望葉石濤先生，原約我在葉老家碰面，黃女士在我執編西副的那些年中，致力翻譯日本文學攸關台灣題材的鉅作，像重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以及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王昶雄《淡水河的漣漪》，這些日人不認為是日本文學，台灣也不歸之為台灣文學的邊陲作品，有學者將之視為台灣文學領域中的移民文學，都屬文學大工程，也都在西副連載，我們彼此通過多次電話，卻始終未曾謀面，想不到這次的會面，我已離職四年多，黃女士沒忘記我，趁著南來探望葉老順便一聚，也了卻電話裡表達多次的想望。
在電話中，我表明了沒去過葉老家，黃女士在電話那頭顯得有點訝異，語氣停了數秒，淡輕的笑聲讓我覺得有些欠缺理直的赧然，最後決定要我直接到中午餐敘的「繫前緣」咖啡餐廳見面，這家名字浪漫的餐廳是葉老喜歡光顧的館子，黃女士同時說她也邀了《文學台灣》主編彭瑞金夫婦和一位陪她前來的國家台灣文學館的劉維瑛小姐。
我提前到咖啡屋靜候，不一會兒人員陸續來到，就缺葉老夫婦，一問才知他的腸子出了大問題，之前，我就聽說他六十歲過後肝臟、心臟就有問題，也有糖尿病和白內障的困擾，不過這些病痛都在他韌性驚人的意志力下，沒有造成致命的後果，卻沒想到這次腸子的不適，引發了隔年年冬因手術而轉致肺功能、腎功能衰壞，終而辭世的主因。腹痛，成了葉老出門或飯局最大的憂懼，餐廳女主人建議煮兩份葉老愛吃的海鮮粥，由我開車載著黃玉燕女士送過去給葉老和他的夫人。
由於前一天午夜我趁著到左營吃宵夜的機會，先行對葉老家探了路，未耗多少時間，便直奔葉老家門口。我和黃女士直接上樓，葉老從窄蹙的書房走出，看得出是較過去略顯清瘦，葉老的書房不到一坪大小，我的眼光同時移注到了那張創造了無數浩瀚作品的老舊書桌，腦中出現了葉老埋首伏案振筆急書的寂寞身影，至於那把籐線脫落的舊籐椅已由國家文學館收藏展示，眼前的這張只是式樣接近，一股強烈的現實困阨與文學理想的擺盪氛圍，誠樸的人，素樸的家和家具，葉老不因外在蕭索的姿態而忘卻文學使命，只有文學讓他內心清澄自在、暢灑豐實，文學已成了他生命的發願、生活的潤澤。
與葉老餐敘不成，又錯失一次請益的機會，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受畫家好友洪根深之託，要我去左營載葉老為他的詩集《丘壑癡狂》新書發表會站台說話，葉老早早穿戴整齊在家候著，這一再反射葉老對晚輩溫暖周到的人情本性，此時，他腸子不適的情況愈見嚴重，但對一位使徒般的文學事工，葉老仍風塵僕僕地為老友守候推薦，我無從得知，是否病痛的折磨與寂寞平板的日子中，葉老想趁此機會出去透透氣。
詩集發表會開端，率直的洪根深便自曝前一天與老婆大吵一架的情事，洪師母疼惜葉老深受病苦折磨的身子，不忍見其舟車勞頓，指摘先生的不是；洪根深則把自己的文學處女秀看得無比深重，有這位文壇巨擘為他提點，毋寧是有深層的意義在，夫妻倆不同的心情，有他們各自執善的想法，這應是敦厚的葉老始料未及的。
新書發表會結束，我開車送葉老回家，在車上，不見葉老倦容，沒停下他的話匣子，除了對高雄的文化環境期望殷殷，也對平面媒體的萎縮不振，有著深深的慨嘆，他側過臉，我也不自覺地轉過頭去，葉老兩眼直視著我，對著我說──「廷俊，沒有西子灣副刊，高雄寂寞多了！」
對很多和他一樣在文壇寄情的同道或晚輩，葉老說這句話時的內心，應有千千萬萬的錯綜以及念念不捨，西副長年參與了文化漂流的所聞所得，串接著歷史編碼與城市心靈，而今，竟成失落的文學遺事，對許多人而言，一份卓有歷史的文學版欄，伴同他們成長的心靈記憶，大環境的無情，真是不可承受啊！
此刻，我想起新聞報民營化時的景況，體質的驟變，員工惶惶，幾波撕約毀諾的人事更迭，葉老對西副與我一直關懷力保，春風般的生命光流，恍如昨日；而今，葉老已歸道山，他留下的豐厚文學遺產，也有了歷史定位，所有苦難已過去，欲祭疑君在，想起他的志行、言談、風範，彷若藏下好多的溫暖，生命會過去，我想，努力文學工作，就是分享他的雍容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