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另一篇名〈灰色的人生〉的詩中，最後有幾句是描寫他在看到的民間疾苦、看到的黑暗社會現狀，內心深切的感慨：
「來，我邀你們到民間去，聽衰老的、病痛的、貧苦的、殘毀的、罪惡的、自殺的--和著深秋的風聲與雨聲--合唱『灰色的人生』！」不是充滿朝氣、不是繁榮富庶、不是興隆安定、不是樂觀積極的現象；相反的，卻是一片衰老的、病痛的、貧苦的、殘毀的、罪惡的、自殺的悲涼景象。這樣的現實社會、這樣淒苦的人生，難怪詩人最後要以「深秋的風雨聲」所鳴奏出的蕭瑟與淒涼之音為伴奏，我們合唱著一曲「灰色的人生」之歌。
全詩，從個人的「我」、從自我的小範圍，延伸到芸芸眾生的普遍處境。這是徐志摩一如往昔對弱勢者的同情、悲憫的人道主義思想的充分流露。
民生疾苦，源自動盪不安的時局；動盪不安的時局，來自軍閥的禍國殃民。這些黑暗現實社會的現象，都是西方寫實主義的文學思潮之所以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原因，也是徐志摩美學思想中之所以會有寫實主義傾向的原因。
在〈自剖〉一文中，徐志摩有一段敘述談及黑暗現實的心中感受：
「我到京幾天就逢著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發生時我正在義大利山中，採茉莉花編花籃兒玩，翡冷翠山中只見明星與流螢的交喚，花香與山色的溫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間到了倫敦，我才理會國內風光的慘澹，等得我趕回來時，設想中的激昂，又早變成了明日黃花，看得見的痕跡只有滿城黃牆上墨彩斑斕的『泣告』。」
對於西方寫實主義的文學思潮，徐志摩並沒有像吳宓之視「寫實」為「妖魔」。徐志摩的這些展現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文學作品，我認為他的寫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與成仿吾的「真的寫實主義」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成仿吾深化、拓展了「寫實」的內涵，提出了「真的寫實主義」的看法。這個「真的寫實主義」，他稱之為「真實主義」，同時主張：「真的寫實主義必須建立於創作主體的生活經驗基礎上，這種經驗源自作家對生活事態、生命意義的『反省』，也就是『悟』與『理解』，形成一種溶合主客體內在本質的『體驗』。」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文人是時代的代言人；寫實主義的文學主張，更是文學反映時代，文人為時代留下見證最有力的創作手法。在徐志摩的詩歌創作中，有同情窮人的困苦遭遇、有歌頌富人的善心，更有對當時軍閥禍國殃民、陷人民於苦中的憤怒之聲。在〈自剖〉一文中，徐志摩寫道：
「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記得前年奉直戰爭時我過的那日子簡直是一團黑漆，每晚更深時，獨自抱著腦殼伏在書桌上受罪，仿佛整個時代的沉悶蓋在我的頭頂--直到寫下了〈毒藥〉那幾首不成形的咒詛詩以後，我心頭的緊張才漸漸的緩和下去。」
由於熱愛和平，對於軍閥的禍國殃民、對於戰爭的殘酷無情，徐志摩內心的憤慨、痛恨，從上文敘述清楚可見。
痛斥軍閥的混戰而造成屍體遍野的慘狀，在〈太平景象〉的詩歌中，徐志摩更深切表達了他的的憤怒之聲。其中的幾句：
「……你不見李二哥回來，爛了半個臉，全青？／他說前邊稻田裡的屍體，簡直像牛糞，／全的，殘的，死透的，半死的，爛臭，難聞。……」
以賣油條的小販為詩歌的起始，引出一段人物的對話；透過人物的對話，敘寫了軍閥混戰所造成屍體遍野的慘狀，真是歷歷如在目前。如此寫實的描寫、如此真情的刻畫，是文學寫實主義最動人、也最情真的美學思想的流露。
成仿吾認為，文學上的寫實主義有真假之別，因此他區分寫實主義為「真實主義」與「庸俗主義」兩種。真實主義與庸俗主義之不同，在於前者是表現而後者是再現。表現，側重於把創作主體內在的體驗、把對客觀的人事物態的人文理解展示出來，這才是「真實主義」，真的寫實主義。
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詩集裡，也有幾首具有現實內容的詩歌，是成仿吾這裡所謂的「真的寫實主義」的文學創作。如，〈大帥〉、〈廬山石工歌〉等，都是詩寫於1925年革命高潮到來以前的作品。
當日報上出現：「前敵戰士，隨死隨掩；間有未死者，即被活埋」的新聞，徐志摩悲憤之情不能自掩，以一首〈大帥〉控訴了軍閥軍官的殘酷無情。開頭的幾句：
「大帥有命令以後打死了的屍體／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銼氣）／就在前邊挖一個大坑／拏癟了的弟兄們往裡擲／擲滿了給平上土／給它一個大糊塗／也不用給做記認／管他姓賈姓曾！……」
隨便挖個坑、擲滿便埋，管他誰是誰？戰爭的殘忍，無情地摧毀百姓寶貴的命；軍閥草菅人命的殘酷，在詩歌最末兩段的對白，更寫實地呈現出來：
「天快黑了，怎麼好，還有這一大堆？／聽炮聲，這半天又該是我們的毀！／麻利點兒，我說你瞧，三哥／那黑剌剌的可不又是一個／嘿，三哥，有沒有死的／還開著眼流著淚哩／我說三哥這怎麼來／總不能拏人活著埋！」
「吁，老五，別言語，聽大帥的話沒有錯／見個兒就給鑱／見個活兒就給埋／躲開，瞧我的；歐，去你的，誰跟你囉唆！」
為了兼顧詩歌的主題意義與藝術形勢，詩人採用了戲劇手法，先由兩名負責掩埋屍體的小兵的對話，讓我們看到了戰爭的慘狀，之後以大帥命令「活埋」作結，讓人悲憫與痛恨之情，不自覺地油然而生。
這樣的一首寫實詩篇，是詩人對現存社會的不滿和控訴，是詩人對生活事態、對生命意義的反思，也是詩人對人性的「悟」與「理解」，所形成一種溶合主客體內在本質的真實體驗。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評：「新月派詩人在藝術上的另一嘗試，是加強詩歌中的敘事成分。他們進行了現代敘事詩的試驗，……同時還做了『新詩戲劇化、小說化』的努力。聞一多的〈罪過〉、〈天安門〉、〈飛毛腿〉，徐志摩的〈大帥〉、〈一條金色的光痕〉〈罪與罰〉（二），把戲劇中的對話與獨白引入詩中，詩中的「我」不再是詩人自己而是戲劇化的人物。詩歌採取了合乎人物身分的土白方言，通過具有一定戲劇性的情節，表現人物獨特命運與感情，以此反映軍閥統治下下層人民的不幸。」而詩人，仍然「把自己的主觀憎惡與同情深藏在人物的自白，盡可能地之碧不露聲色的客觀態度。」
在徐志摩〈自剖〉中，我們也看到詩人面對戰爭屠殺，心中深切的痛恨與遭受的打擊：
「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裏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裏的一個慘象。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著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但這深刻的難受在我是無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釋的。」
1926年，「三·一八事件」就在徐志摩住的城裡發生。詩人心中的憤慨，他寫下了〈梅雪爭春〉的詩篇，表達對「三·一八」慘案中的犧牲者深沈的哀悼：
「南方新年裡有一天下大雪／我到靈峰去探春梅的消息／殘落的梅萼瓣瓣在雪裡醃／我笑說這顏色還欠三分艷／運命說你趕花朝節前回京／我替你備下真鮮豔的春景／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乍看之下，〈梅雪爭春〉似浪漫情詩般的詩題，實則是詩人為抗議1926年由段祺瑞軍隊所發動的「三一八」事件，槍殺無辜請願民眾之的憤怒之作。槍殺民眾中，有年僅十三歲的孩童。最末一句：「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不僅說明了這一切殘酷的事實，也表露了詩人對軍閥餟取十三齡童鮮血的憤怒，與其個人深切的人道主義的悲憫之情的流露。
在〈人變獸〉詩中，詩人不僅揭示軍閥混戰摧毀農村的景象，也寫實地記錄了大時代的殘破、人變獸的恥羞行為：
「朋友這年頭真不容易過／你出城去看光景就有數／柳林中有烏鴉們在爭吵／分不均死人身上的脂膏／城們洞裏一陣陣的旋風／起跳舞著沒腦袋的英雄／那田畦裏碧蔥蔥的豆苗／你信不信全是用鮮血澆／還有那井邊挑水的姑娘／你問她為甚走道像帶傷／抹下西山黃昏的一天紫／也塗不沒這人變獸的恥。」
城外，柳林中烏鴉們爭吵著分不均死人身上的脂膏；這是野心家、軍閥的強取豪奪的醜態？城內，沒腦袋的英雄四處起跳舞著；這不就是那些昏庸無能的政客，誤國誤民的寫照嗎？
田畦裏碧蔥蔥的豆苗，居然全是用鮮血澆的；人性的貪婪、昏庸、殘暴，全在徐志摩這首「人變獸」的醜態下，展露無遺。
〈蘇蘇〉，是徐志摩寫於1925年5月5日，初載同年12月1日《晨報七周年紀念增刊》的一篇特別的詩歌：
「蘇蘇是一痴心的女子／像一朵野薔薇，她的豐姿／像一朵野薔薇，她的豐姿／來一陣暴風雨，摧殘了她的身世／這荒草地裏有她的墓碑／淹沒在蔓草裏，她的傷悲／淹沒在蔓草裏，她的傷悲--
啊，這荒土裏化生了血染的薔薇！／那薔薇是痴心女的靈魂，／早上受清露的滋潤，／到黃昏裏有晚風來溫存，／有那長夜的慰安，看星斗縱橫。
你說這應分是她的平安？／但運命又叫無情的手來攀，／攀，攀盡了青條上的燦爛，--／可憐呵，蘇蘇她又遭一度的摧殘！」
徐志摩是一位畢生追求「愛、自由、美」三位一體的「布爾喬亞」詩人。對美好事物的遭受摧殘和被毀滅，徐志摩一向敏感的詩人特質，以及人道主義的關懷與悲憫同情之心，便一發不可收拾了。
名叫「蘇蘇」的主人翁，是位痴心的姑娘。她的人生的不幸遭際，徐志摩以「寫實性」和「再現性」來表現整首詩歌的主旨，詳細地敘寫了主人公的現實人生經歷。詩人同時也透過這首詩歌，控訴了黑暗勢力對愛情粗暴的摧殘，有力震撼著人們的心靈。一般認為，想像的大膽和構思的奇特，是這首詩歌最大的特點。其實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也是徐志摩美學思想中，一篇頗富寫實主義傾向的文學創作。
動，是徐志摩生命的特質。「他是跳著濺著不捨晝夜的一道生命水。」朱自清就曾經如此的形容徐志摩。徐志摩也自認是個好動的人，在〈自剖〉一文中，他自述：「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彷彿就跟著跳盪。」又：「是動，不論是什麼性質，就是我的興趣，我的靈感。是動就會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四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