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四月十二」，在金門是一個特指的專名詞彙。一般都認為這個日子，就是金門城「大城隍」分香後浦的日子。為紀念城隍老爺的喬遷，後浦四境，家家戶戶都會忙著宴親會友，將大批人潮吸引到後浦來，從而形成金門地區最大的廟會，以及最熱鬧的宗教活動。
　據傳這個廟會活動，已經相沿有三百多年之久，不過當中有許多問題，很多人到現在，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究竟後浦城隍廟源起何時？「四月十二」迎城隍活動又始之何時？乃至「四月十二」究竟是不是「大城隍」分香來後浦的紀念日？都充滿了迷團。現在趁著這個節慶時分，謹略述個人愚見一、二，陳教於專家學者。
　首先就是後浦城隍廟建肇於何時？這個問題，據浯島城隍廟「官方」的說法，後浦城隍分香始於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然而這個說法，許多地區文史研究的前輩，即已先後有了疑問，個人去年也曾針對這個問題在「金門日報」撰寫〈浯島城隍遷治時間小議〉一文呼應。臨了甚至於文末留下另一個疑問，說道：「（後浦城隍廟移駐的時間），其立論的根基，皆肇因於金門總兵鎮的移駐，而始有浯島城隍廟之建置；可是這又衍生另一個問題，浯島城隍廟的建置真係與金門總兵鎮的移駐有關嗎？而且又是同時發生的嗎？……」（見「金門日報」99年5月11日「浯江夜話」）。這一個問題，關鍵的史料在於現存後浦城隍廟中最早的碑記──〈重建城隍廟記〉，其中提到：「金之城隍廟，廢於勝國遷移之時，迄今僅傳故跡；欲尋其坐向基址，敗瓦零石，已無復有存之者。……」這段文字說明了，康熙二年（西元1663年）遷界之前，後浦已有城隍廟。而陳龍遷治時間，卻是於康熙十九年（或者是廿一、廿二年），二者時間相差二十年左右。那如何能夠說後浦城隍廟是由金門城古地城隍廟分香而來？即便真是金門城分香而來，其時間也必是早於康熙十九年，只是何時遷來？為何遷來？則又是一個渺難考究的問題。
　前述的問題，若然成立。那「四月十二」，是當年古地城隍分香後浦的紀念日，這一說法的存在，也就岌岌可危。可是若無特殊淵源與典故，何以「四月十二」會成為後浦城隍廟最為重要的紀念日？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也隱藏在前述〈重建城隍廟記〉中，其曰：「辛未歲（嘉慶十六年，西元1811年），矛山文公（文應舉，號矛山）由閩安都閫署金左府，鄉之衿耆慫恿之，而文公亦以桑梓之建立為己任。遂請會於提憲、鎮【憲】、分縣主，并貽書於外任方面者，計捐銀千參百餘員，其各鄉諸善信等勸捐計捌百餘員。爰延堪輿、召工師、聚木石、修畚挶；即於是歲拾月興工，迄癸酉（嘉慶十八年，西元1813年）肆月落成。……」這段文字中，有三個日期，分別是：嘉慶十六年（辛未，西元1811年）倡建城隍廟，同年十月開工，到嘉慶十八年（癸酉，西元1813年）四月落成。其中嘉慶十八年四月落成，這對後浦城隍廟而言，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或許就是這個「四月」，為了要慶祝新廟宇的落成，而做醮宴客，因而相沿成習，成為了今天的「四月十二」。甚至許維民先生，更曾直接了當的說：「四月十二，更有可能是舊城隍廟重建奠安的日子。」（見《四月十二迎城隍》，p.29）
　當然「四月十二」是不是後浦城隍廟奠安的日子，或者是為了慶祝城隍廟落成而形成的廟會慶典，因為沒有材料檢證，也僅能當成是個推測。不過，這個推測，其實相當暗合到清代後浦的條件，當時後浦因政治環境、經濟地位以及文風人才等各方面條件的成熟，因而能夠累蓄能量，形就「全縣性」的大型宗教活動。
　眾所皆知，金門開發，島東早於島西，是以在政治順序的安排，自都圖確立後，即由島東十七都（約莫今金沙鎮之範圍）始，接次為東南之十八都（約莫今金湖鎮之範圍），而迄於島西十九都（約莫今金城鎮與金寧鄉之範圍）。以明代浯洲的鄉里數為例，據洪受《滄海紀遺》所載，明代中葉十七都所在計有二十個鄉社，十八都鄉社數更是有三十一個之多，而十九都在當時則僅有十一個鄉社（見《滄海紀遺．山川之紀第一》）。而在當時鄉里數，即反應人口的多寡；而人口的多寡，則呈現經濟實力的強弱。是以依當時浯洲鄉社數量以及分佈來看，後浦以及所在的週遭，在政治地位與經濟實力，均落後於十七都、十八都。至於文風人才方面，在清代之前也是呈現相同的態勢，以明代一朝為例，金城地區於明代科甲文舉方面，總計有六位進士，十九位舉人；十八都則有六位進士，近二十位舉人；而開發最早的十七都，計有廿二位進士，五十餘舉人（見《金城鎮志．開拓篇》），顯見在人才方面，後浦及其週邊的金城地區，仍是有待努力追趕的。
　但是到了清代，金門各域，政、經、文化的優勢，完全改易。後浦地區不但後來居上，而漸次成為領袖金門的首善之區。這種趨勢的形成，首先當然就是政治中心的確立。前已言及，清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清水師提督萬正色，率師攻打金門，守將吳國俊迎降。鄭經退守臺灣。金、廈兩島平，始開設標營；同年（或言康熙廿一年，西元1682年），總兵陳龍移駐後浦。後浦自此開始取代金門城，開始成為金門地區發號施令的首腦。其後清世宗雍正十二年（西元1734年），號稱「衝、疲、繁、難」的同安縣，移其縣丞駐進金門；以及乾隆三十一年（西元1766年），「安海通判」移駐金門，使得金門始有真正臨土蒞民的「親民之官」（金門縣丞和金門通判，於雍乾時期，旋遷旋徙多次，縣志言之甚詳，此不贅複）。而這些親民蒞土的官司衙門，當初即設於後浦北門（《金門志．卷四．規制志．公署》），俗稱「文衙門」。自此後浦政治中心的地位，更加確定。
　有了文、武衙門的加持，後浦地區的經濟地位愈發扶搖直上。據《金門志》的記載，清道光間（西元1821～1850年）金門街市計有一十八處，其中後浦一域就有一十七處，分別是：頂街，在右營衙（即今金城陳家祠址）前；中街，上與頂街毗連，下接觀音亭街（今莒光路）；觀音亭街，在觀音宮前；新街，由右營衙前。折而南，與南門街毗連（今中興南段）；橫街仔，由頂街尾折而南；轎巷，在下街之南；總爺街，塗山頭下；當店巷，由衙口市折而東，接內較場馬路邊；北門街，由頂街折而北，近丞署（今中興路北段）；南門街，由新街而南，經許祠堂口，迄於小媽廟後；船仔頭，由南門街折而南，近小媽廟邊；衙口市，鎮署轅門外曠地，架柵為市，俗呼衙門口；西轅門街，在後浦鎮署西；東轅門集，在後埔鎮署東；專汛口集，在鎮署西；街頭集，在右營遊擊署東隅；觀德堂集，即小較場。除此之外金門地區，僅有沙美有一街道存在，其餘各地均無街市之記載（《金門志．卷二．分域略．街市》及民國八十一年《金門縣志．卷二．土地志》）。顯見後浦地區於清代時期，為金門地區唯一的都會商業中心，殆無疑義。
　至於人才文風，後浦地區在清代也是呈現一枝獨秀的發展。據金門縣宗族文化研究協會編著的《金門古典文獻探索》研究指出，清代道光之後金門作家，計有十二家，其著作有七十四種之多，而這當中居住在後浦的即有六家（非後浦者之六家，有五家是移居廈門、同安者），著作數量更達五十八種之多（78.38％），顯見當時後浦是已位居金門人文中心。至於人才文化的集中，《金門古典文獻探索》一書，更進一步的指出其原因與發展態勢，曰：「清中葉之後，因為金門縣丞的建置已然明確，金門因於地方行政建置愈趨完整，故而區位意識亦漸次摶成；再者對臺用兵及盜寇橫海，造就了將星雲集的時代；復次又因生活條件困難，渡海東去與南走外番者益多，僑民又成為另一種躍升金門歷史舞臺的特殊角色。這一頁歷史的變異，對金門的文風與著述風氣，當然產生了直接立即的影響。首先就是因為地方行政建置的漸趨完整，後浦第一都的地位，隱然形成，『準縣治』的出現，使得知識份子趨集於此，而文人也相對的集中於後浦；其次將星耀芒的時代，使得金門人在樵鹽漁耕讀之外，又有一項重要的出路，雖入行伍者知識文化有限，但是他們卻為家人或族人，創造了穩定的生活環境，是以其子弟讀書撰述者不乏其人；這一時代出走奔食者亦眾，且與前朝各時不同，這次金門人不再只是朝內地上都、府城遷徙，而是向海外新生地臺灣及南洋渡海遠征，這其中有移居謀食的一般百姓，也有奔走謀館的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在新興之地，欲逐一片皋皮之席或尋就館棲之址，可必須要有真本事，漫非兩篇文章可以了事，是以此一時期金門知識份子『實學』的競爭力頗強，於經世之學與修志之學，乃至藝文、小學，盡皆兼擅。」（見《金門古典文獻探索》，p.Ⅵ～Ⅶ）顯見後浦地區在清代，已完全取代金門其它地域，成為名副其實的首善地區。
　而前述這些政治、經濟，乃至文化核心地區的形塑，即是起源清初，由康熙到乾隆時期政治中心的先行確立，其後因政治中心結合經濟發展，然後涵養人文，歷乾隆、嘉慶兩朝，而漸次使後浦成為金門真正的重心，而這一重心的形成，愈發能夠導引宗教信仰中心的形成。是以嘉慶十八年，後浦城隍廟的落成，以及當時後浦政、經中心地位的確立，在這兩個條件相加持下，方才能夠累積「四月十二」這種全縣性宗教活動的能量，也因此可能形就金門地區最大廟會活動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