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詩，可以逃避政治現實，特別是一些模倣西方象徵主義的作品，讓讀者看了似懂非懂，莫名其妙，即使作者隱藏著不滿與反抗思想，也無法找出具體的明證。不惹禍，是戒嚴時期作者的普遍心理，新詩是最能遠離政治的樣品，它的興盛即由此而來。
紀玲報導指出：新詩的使人反感，很多。新詩的結幫納派，互相吹捧，是有目共睹的現象。它的活動力雖強，卻促成文藝走向「小眾文化」的窄門。他們產生的幫會大亨，惹人共憤，他們卻茫然不曉，直到進了棺材也不知道，這是非常值得同情的課題。報導說：新詩的作者比新詩的讀者還多，這是古今中外罕見的奇譚。
不過，紀玲在報導中也寫出為新詩抱不平的話。台灣從1949年起，報刊的文藝作品稿酬，一直是「按字計酬」，這是不合理、不公道的制度。寫一首詩，雖僅數十個字，卻是作者精心推敲而成。詩是維他命丸、散文是爆米花，按字計酬，豈不把詩人餓死？海峽對岸的稿酬制度，比較合理，即以小說而言，也是「按篇計酬」，有的1000字的小說，比3000字的小說還多一些，有其公正性。因此，台灣新詩是文藝界的一股清流，幾乎沒有商品化，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紀玲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媒體記者，她不屈不撓，奮勇前進，為台灣文化藝術、政治經濟的推進作出了貢獻。林詩齡在短暫的一年內，便提升她為總編輯。但是，林姮姣卻對這種工作不感興趣。她不想繼續工作，林老卻堅持強留，不准她辭職。一年的汗水，不能白流，因為她在刊物上並未掛名，化名簡明，任何人也不知是誰。
阿姣年逾五旬，更年期已過，性慾仍很強。她不肯再回福利社理髮部，只在家蒔花看書，打發時光。
每次和她會面，總聽到她的牢騷和不滿情緒。對於前途，她看到的只是醜惡與黑暗，毫無希望。在雜誌社待了一年，社會的混亂景象，攪亂了阿姣寧靜的心。人各有志，並不是每個人都想成為詩人，也不是每個人都想當電影明星。
我盡量安慰阿姣，讓她樂觀起來。雜誌社的內部，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風波。阿明、小馨夫婦在一起工作，男的是總經理，女的是發行部主任，當初小馨去的目的是監視丈夫的逾規行動。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阿明時常接受廣告客戶邀宴、出入酒店，日久天長，當然會發生劈腿事件。小馨和他爭吵，沒用，因為她抓不著人！
小馨把此事告訴阿姣，阿姣也沒辦法。只有勸她稍安勿躁，也許是神經過敏，誤會了王光明，他畢竟是一個雜誌社的總經理啊。
這件事，給阿姣心理上影響至鉅。她沒有丈夫，也沒有嫉妒和過敏的心情。正像乞丐不怕盜賊，晚上睡覺不用關門。
妳有丈夫啊。
在哪裡？
我指了一下自己鼻子：「我！」
去你的。他抓我的褲襠，「吃飽了，才來找我。」
我倆辦事的時候，她提出一個條件，今後每月至少得玩8次，否則用剪刀剪斷大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