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發表兩篇論文，嚴厲指責學院派瞎捧張愛玲的風氣，提出不同的觀點。尤其陳遼的＜夏志清的自我現形＞一文，最為精彩。
夏志清是旅美文學評論工作者，他的評論由他的立場和主觀意志決定，因此毫無文學價值。他在其《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吹捧張愛玲為文學史上除曹雪芹外無出其右的大作家。並論及張愛玲「出身閥閱門第，她家既有前朝的豪華，又復接受西洋文化。」
所謂閥閱世家，純係欺世盜名。張愛玲和清末官僚李鴻章有親屬關係，舊家庭破落戶；至於接受「西洋文化」，張愛玲僅在香港讀過三年大學，看過幾本西方翻譯小說，回到畸型的上海灘提筆寫作。從她早期的小說，形式與內容，皆沿著《紅樓夢》、《金瓶梅》的傳統現實主義道路緩步前進。
若按照夏某的評論，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偉大小說家，老舍、茅盾、張恨水的地位怎樣安置？
在上世紀四○年代的上海，張愛玲能夠創造出《金鎖記》，有她的藝術成就。這個中篇小說，作為「兩種文化」媾合的「文化畸型兒」，作者側重的主人公七巧的封建道德自私心理的剖析；另一篇小說＜傾城之戀＞則偏重於資本主義道德的反映，這兩類作品相加，可以代表張愛玲小說的整體。至於她的＜桂花蒸阿小悲秋＞，以下層社會人民生活為基本視野的作品，「上探洋人，下探僕傭」，在其作品中比較罕見。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金鎖記的道德意義和心理描寫，極盡深刻之能事。從這點看來，作者還是受西洋小說的影響為多。」這種信口開河、胡說八道的評論，實在令人憤慨！
張愛玲的小說，一直是華人喜聞樂見的傳統風格，她的文學情趣始終和炎黃後代相通。這是她可貴的地方。她於一九五二年離開上海，到了香港，埋首創作長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客觀而論，確實不錯。尤其《秧歌》，在上世紀五○年代的台灣反共文學時期，尚未出現那部超水準的文學小說。論寫作才華，張愛玲比起蕭紅、丁玲，甚至草明，顯得單薄、貧乏，這是她對社會體驗過少的遺憾。
早期成名，並非好事。她在二十二歲，便聲名大噪。她有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張愛玲的最大敗筆，乃是把她純潔的愛情，獻給了漢奸、偽君子胡蘭成。這個悲劇是叛逆的性格造成的。她的人生觀從＜羅蘭觀感＞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得出來：
流蘇的失意得意，始終是下賤難堪的。如同蘇青所說：「可憐的女人啊！」外表上看上去世界各國婦女的地位高低不等，實際上女人總是低的，氣憤也無用，人生不是賭氣的事。
張愛玲到了美國，曾和第二任丈夫同居十一年，絕大部分是過著獨居的生活。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在美國洛杉磯一間公寓內，一個瘦小的中國老太太，安詳地躺在客廳的地毯上，桌上有稿紙和筆，她被發現時，已經死了六、七天。這個女作家終年七十四歲。
蒲松齡祕書生涯　
蒲松齡在三十歲時，曾應同鄉詩友孫蕙之邀，到江蘇寶應作了一年幕賓，亦即機要祕書。他為知縣孫蕙起草呈文、文告、書信，隨同視察民情，歡宴遊歷，送往迎來，應付上級。雖一年到頭忙得不亦樂乎，卻大開眼界，看清了吏治的黑暗，達官貴人的醉生夢死，黎民百姓的飢寒，這對於他的文學創作具有極大的幫助。
孫蕙，淄川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八年授寶應知縣，蒲松齡是康熙九年十月初三到職，當時，蒲松齡懷著何種心情呢？從他寫的一幅楹聯可以表現出來：　
古循良物阜民安，嘗聞襦?夸興歌，顧茲萬井寒煙，真慚黑夜；
眾瘡痍啼飢號凍，每恨拯救無術，只此一腔熱血，可對青天。　
蒲松齡是以憂國憂民之心、耿直坦率的態度，為他的主人服務的。
那時寶應連年災荒，百姓賣兒賣女屢見不鮮。長江南岸有個官僚，認為可以趁此機會，花少許銀錢，買少女充作侍婢，寫信請孫蕙代辦。蒲松齡為孫蕙起草回信，不僅拒絕，並且對來函者的乘人之危、魚肉人民行徑，大為憤慨：「（買婢女一事）反是老年台遣人覓之，無所往而不可。第忝居一隅，救荒拯溺，且愧無術，何敢教之鬻子女耶？」
作為祕書，蒲松齡對於封建官僚恭維、巴結，戴高帽，信筆拈來，毫無感情。什麼「濟世雄才」、「匡時上哲」、「經緯全才‧朝野重望」、「鳳閣奇才‧龍江偉跡」、「一代名臣‧兩省福曜」……
孫蕙在眾官僚之間，鶴立雞群，他是想為百姓做事的。上級讓他兼署高郵，不到一月，便已查出河務當局，不顧人民死活，亂加指揮，只顧貪污中飽。在分錢分料時爭先恐後，真要動工時卻推給下屬。蒲松齡更看得清楚，腐敗透頂的清朝，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他漸漸清醒，即使做了官，又能奈何？
若不是在官場混了一年，蒲松齡還寫不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貧富不均實況。他在《挽船行》一詩寫著：「簫鼓樓船帆十幅，百夫牽挽過茅屋。屋中男婦飢不餐，船上獵鷹飽食肉；屋中男婦少完衣，船中健兒賤綺縠。但聞船上簫鼓聲，莫聽屋中男婦哭！」
高郵有個清水潭，位於運河堤旁。上游的四條河流，同時流入潭中，時常泛濫成災。康熙四年，颶風大作，折木拔樹，浪高數丈，村落田地全被淹沒，溺死三萬多人。從康熙四年到九年，清水潭每年決口，浮屍遍地。蒲松齡在做幕賓時，曾親眼看到波濤洶湧、人為魚鱉的殘酷景象。他也納悶，收了那麼多的治河捐稅，都用到哪兒去了呢？
試問康熙帝時常南巡，沿運河南下江南，難道他看不見這種悲慘的情景麼？
蒲松齡對社會百態，觀察入微。他的學問淵博，體驗豐富，他說「人間三恨，是病中月，愁裡雨，客邊秋。」我步入暮年，每思及蒲氏這句話，內心總會發出激情與共鳴。
在萬古如長夜的封建社會，有些詩人作家孤芳自賞，相互吹捧，虛造聲勢，那是浪費精力、徒勞無功的事。蒲松齡將他的所見所聞，寫在《聊齋》中，字面上是鬼狐妖魔，骨子裡卻是現實社會現象：諸如官僚腐敗和百姓的痛苦，科舉弊端和知識份子的命運，滿清貴族對漢族人民的血腥統治，封建婚姻制度和青年男女對愛情幸福的追求……在建國百年的時刻，重溫這位十七世紀短篇小說家的作品，作為文學工作者，一方面值得驕傲，一方面感到慚愧！
賈府詩話　
大觀園的一群養尊處優的女人，閒得發慌，長年蹲在深宅大院，難以出去散心。為了消磨歲月，便組織了「海棠詩社」，由李紈作社長，聘請賈寶玉作藝術總監。鼓掌通過。
賈迎春提出，詩社的活動經費，如何解決呢？薛寶釵冰雪聰明，馬上提出掌控經濟大權的王熙鳳作「贊助人」。李紈想了一下，說：「贊助人的名義似乎不太尊重，我建議聘她為顧問。」
黛玉笑了。她不贊成。因為「鳳辣子」雖出身於「金陵一霸」的王家，卻是文盲，一個不認漢字的作「海棠詩社」的顧問，此事若傳揚出去，豈不笑掉人的大牙！
「沒有經費來源，開會、印詩刊、聚餐，都得化錢啊。」賈惜春副社長焦急起來。
你一言，我一語，爭執結果，維持原案，改聘王熙鳳作「社務委員」。
這時，坐在後面的尤三姐突然有了靈感。她提議凡是入社的人，都應該有個「別號」，喊起來比較詩意。
渾名「玫瑰花」的探春捂嘴直笑。她說詩人都應有「筆名」，卻沒聽說取「別號」。她剛講完，賈寶玉立刻補充她的話：「發表作品用筆名，見了面就喊別號，那才比較親切。」於是，贏來一片春雷般的掌聲。
史湘雲趁機起哄，她瞟了「醋罐子」林黛玉一眼，說：「我給寶二哥取個別號，行唄？」
許多女人激奮鼓掌，齊聲叫好。
「無事忙。」
黛玉低下了頭，思索這三字，果然不錯。大觀園的活動，一年到頭忙個不休。寶玉和其他人一樣，忙得團團轉。家宴、壽宴、寫對聯、題匾額、鬧元宵、吃螃蟹、送禮、作八股文、婚喪應酬、聽戲、寫情詩、喝酒……將來成立「海棠詩社」，加上評審、頒獎、摸彩、聚餐、開詩歌朗誦會……一定更忙得不可開交！這個「無事忙」的別號，真乃神來之筆！
可是，當會場一陣騷動後，薛寶釵卻給寶玉取了另一個別號「富貴閒人」。寶釵認為她取的別號，恰和湘雲取的「無事忙」相呼應。因為世人也只有既富貴又有閒的人才會「無事忙」。試問我們這些人若不是閒得發慌，何必結集「海棠詩社」呢？
詩社成立，詩人便開展內訌，有的自稱「詩仙」，有的自稱「詩聖」，於是「詩囚」、「詩豪」、「詩伯」、「詩翁」……吵成一團。寶玉有點不耐煩，忙說：妳們有點自我陶醉，白居易就曾自稱詩豪。他還說：「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沒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者，非魔而何？」
李紈聽了寶玉一番話，獲得啟發。她宣布詩社每月農曆十五，定期開會。會中應有專題報告，對於詩的創作問題，提出研究心得。否則東拉西扯，蹉跎光陰，最後風流雲散。眾詩友鼓掌贊成。
首次報告，由史湘雲、林黛玉二人擔任。前者講題為《對詩教的認識》，湘雲指出：「詩教」是古代文學理論術語。《禮記‧經解》記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史湘雲接著引述孔穎達對《禮記正義》的解釋，《詩經》中作品雖對王室政治有所諷刺，但並不作直接、尖銳的揭露，故教人以溫柔敦厚。這是儒家正統的美學觀點。
接著，林黛玉發言，她批評湘雲的報告，過份維護封建思想，缺乏藝術性。她的報告是對「詩眼」的研究心得。她指出：南宋詩人范成大有一句詩，「道眼已空詩眼在」，這說明詩人應具有藝術的鑒別力。黛玉說：什麼是詩眼呢？詩眼就是「句中眼」，指一句詩或一首詩中最精煉傳神的一個字。同時，它也是指一首詩的主題意旨。黛玉停頓一下，向大家解說：最近紀曉嵐評論李商隱的《少年》詩，說了一句話：「末句是一首詩的詩眼」，這話說得很貼切。
林黛玉剛講完，寶玉便首先起立鼓掌，眾詩友在半推半就的情態下，只得跟著站起來捧場。驀地，薛寶釵說出一句酸里瓜幾的話：「林妹妹講詩眼，寶二哥評為情眼，情人眼中出西施嘛！」
頓時，場內揚起一陣尷尬笑聲，像有人啜泣。
駱賓基的寂寞　
一九四八年，駱賓基的短篇小說集《北望園的春天》問世，擺在台北一家書店。走進來一位顧客，翻了一下，非常激賞，他驚異戰後的中國文壇竟有這樣的傑作出現。這個文學評論家，是日本北海道大學教授飯塚朗。三年後，飯塚朗和東京大學教授小野忍合作編譯了《北望園的春天》。書內附有小野忍寫的「解說」。同時，日本文學評論界著名作家今村輿志雄、岡崎峻夫、岡本不二明、西野廣祥、深尾正美等人，先後對駱賓基的小說作了研究成果。總的來說，有下列三個特點：
第一，著重研究駱賓基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學活動。一致認為：真正能夠顯示其才華和性格的是短篇小說集《北望園的春天》；
第二，重視資料，富於連續性和系統性。從五○年代中期到八○年代初，小野忍始終堅持追蹤駱賓基的足跡，精研其作品，積累生平資料，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比如，駱賓基在抗戰初由上海去了浙東，末去武漢，此後他與馮雪峰、邵荃麟等人建立親密友誼，因此他在文學史上未能歸入「東北作家群」。再如，他認為在現代文學史上，以小說創作的成就而論，駱賓基應列在端木蕻良之前。岡本不二明在翻譯駱的作品前，便已整理、發表了《駱賓基年譜》；
第三，基於細緻深入的作品分析，力求找出駱賓基所特有的精彩之處，小野忍剖析了＜老女僕＞，評為現代史上最成功的短篇小說。八○年代初，西野廣祥訪問北京，他說《北望園的春天》表面上似乎沒寫「抗戰」，然而作品卻到處浸透著「抗戰」，因此它是強烈的、意義深遠的抗戰文學。
一個在中國並不紅的小說家，卻如此受到日人重視，確實啟人深思、激人向上。特別是駱賓基的《北望園的春天》於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後，便受到胡繩的嚴格批評，說它「沒有把生活的追求與人民大眾的歷史鬥爭結合起來」﹝註﹞。由於評論家的政治聲望高，所以《北望園的春天》便頓時被冷漠下來。
評論家的動機無可厚非，但它卻出現幾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這是「外行領導內行」的具體表現。
首先，胡繩對作品沒有深入瞭解。譬如他認為小說中幾個知識份子「在無意義的生活中排遣自己」，其實作者特意藉由趙人傑的寒傖、邋遢、固執，寫出了一顆被壓抑而卻高尚且充滿活力的靈魂。
其次，批評者認為，時代發展到抗戰後期，駱賓基還那樣反映「國統區」知識份子的苦悶、寂寞，不僅毫無意義，並且有辱「靈魂工程師」的使命。這種見解偏頗在於，在整個民族革命進程中，無論何時何地，群眾的覺悟總是分為若干層次的。文學不能只為最先進的英雄樹碑立傳，否則，便陷入「抗戰八股」的地步。
第三，批評者忽略了文學的審美功能，他的系列見解的基調，便是「文藝就是宣傳」，因此，胡繩先生簡單、粗暴的評論，給予駱賓基的創作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
駱賓基的祖先是清中葉從山東平度闖關東，在吉林琿春落腳的移民。他是一九一七年生，原名張璞君，九‧一八前後，他曾在吉林琿春、山東平度兩地讀書、務農。他筆下的小人物，諸如農民、士兵、農婦、小公務員、流落異鄉的知識份子和退役的下級軍官。這是作者熟悉的題材和人物，沒有一望而知的主題。初看似乎散漫，但卻有內在的結構。例如《北望園的春天》沒有完整的故事，筆調輕捷自如，如流水行雲，時而出現跳躍。讀其作品，舊時代農村的貧窮、鄙陋、悲哀的生活情景，便自然映進腦海中。駱賓基作品給人以質樸、親切、溫雅、澄澈之感。它們是駱賓基小說的特色。日本文學評論者所以偏愛駱氏的作品，可能是因為日本曾盤據東北十餘年，對於關東具有歷史的感情，擁有不少的熟悉東北的文學工作者和讀者群吧。
駱賓基被日本文藝界熱情關切的軼事，給予我們無限的啟發：那些靠政治、商賈炒作宣傳竄紅起來的作家，固然炫耀一時，但它是不會長久的。好的文學作品，優美真摯的作品，終底會被人發現的。駱賓基在抗戰期間，比不上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的名氣大，有些文藝小青年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這真是歷史的誤會。直到今天，美洲、香港、台灣甚至中國大陸文學創作界，仍然有這樣的人物。
﹝註﹞胡繩：《關於「北望園的春天」──兼評蕭白對駱賓基的批評》，載一九四八年八月《小說》第一卷二期。該刊物地址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