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許多激進派把傳統的戲劇，破壞攻擊，致使京劇不能蓬勃發展。始作俑者，即為文化界角頭胡適。胡博士只懂文史，卻包攬文藝各種形式，他批評京劇的唱工、武打之類的技藝，貶為戲劇進化史上的「遺形物」，認為只有把這些遺形物淘汰乾淨，才有可能出現純粹戲劇。傅斯年把戲曲稱為「百衲體」，認為這不是真正的戲劇。錢玄同則把流傳中國的各種戲曲重唱工、畫臉譜、少佈景的特色，視為野蠻幼稚。陳獨秀也曾發表文章，支持胡適、錢玄同的觀點，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大錯誤事件。胡適等人所持的學術觀點，是站在西方世界的戲劇立場講話，這是反科學、反傳統的藝術觀點。
五四時期，真正懂得西洋戲劇的宋春舫，對於胡適等人的偏見作出批駁：「這些人大抵對於我國戲劇，毫無門徑，又受歐美物質文明之感觸，遂致因噎廢食，創言破壞。不知白話劇不能獨立，必恃歌劇以為後盾。世界各國皆然，吾國寧能免乎？」（《戲劇改良平議》）
作為戲劇家，宋春舫從世界戲劇的廣闊視野來闡發中國傳統戲劇特色，自然比胡適的偏宕之論正確。他對於保守派的固執，不圖改進亦不苟同。如何改進傳統戲劇呢？宋春舫從劇本問題、男女合演問題、藝人的組成及戲院的建築問題，提出一些創發性設想，這些設想，如今已大部分實現了。但是，文藝在胡適等龍頭的把持下，讓宋春舫始終不能出頭，甚至像筆者學過「西洋戲劇」的人，直到晚年才知道宋春舫此人，這真是五四文化運動的一大諷刺。
宋春舫一八九二年生，浙江吳興人。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旋即留學瑞士、法國，他回國時，由漢、洪深剛赴海外留學，這證明宋春舫是最早倡導現代戲劇的人物。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曾是《新青年》的編委，因為和胡適等人意見相左，受到壓抑。胡適等將「話劇」視為唯一先進的戲劇，輕視傳統戲曲，這是極為荒謬的觀點。宋春舫從戲劇分類和中西比較的角度來認識傳統戲曲，他認為京劇的《李陵碑》、《空城計》、《二進宮》等，可名之為純粹歌劇；如《小放牛》、《小上墳》等，則類似滑稽歌劇；而如《梅龍鎮》、《黑風帕》等則屬於純粹歌劇而兼具滑稽性質者。
傳統的戲曲，有它的藝術價值，也有它一定的觀眾。五四文化運動，胡適將傳統戲曲批評得一文不值，這是破壞文化行為，卻無人站出來評論，實在令人憤慨。
早在上世紀二○年代，宋春舫便說：「吾們要曉得歌劇與白話劇是平行不悖的。現在提倡白話劇的人，不明白這個道理，極端主張廢棄歌劇，這就是他們的主張不能受社會容納的大原因。」
我少年時在澎湖九十六軍服役，在夜晚，站在板凳上，聚精會神，凝聽馬驪珠的《鳳還巢》、顧正秋的《貴妃醉酒》，長達三小時，不覺疲倦。雖然聽不太懂戲詞兒，但卻陶醉在那優美悅耳的唱腔中。反之，政工隊公演話劇，我看見戰士們愁眉苦臉，伸著脖子在說：「今晚上出公差啦。」
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宣稱，他平生最討厭看新詩和話劇。也許你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它卻代表了客觀的現象。
宋春舫這位偉大的戲劇理論家，生不逢辰，遇見小人。後來在二○年代「國劇運動」中獲得余上沅的響應。可惜宋春舫在一九三八年病逝，終年僅四十七歲；而余上沅的主張也在抗日戰爭洪流中，煙消雲散……宋春舫著有《宋春舫論劇》，喜劇有《五里霧中》、《一幅喜神》。
李健吾的悼念文章曾說：「他原來應當是最受眾望的劇運領袖，不幸命運有所偏嫉，掩去他應該發出的萬道明光，讓一群後生小子留在紅塵摸索。」
「辮子戲」有癮
　中國的文人奴性最重，對統治者俯首帖耳，不敢有絲毫背叛之心。北京的清宮歷史電視劇，連續演了二十多年，歷久不衰。康熙、雍正、乾隆，彷彿都是明聖之君，那些留辮子的漢族官僚，長跪在地，滿口喳喳之聲。讓百年之後的群眾，重溫滿清血腥統治的舊夢。這種「辮子戲」，聽說收視率不錯，甚至還有人利用春節假期，租來整套整套的DVD，哪兒都不去，索性一次看個夠。這證明中國人作奴才，有癮。
早在二千二百年前，秦朝統一六國，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體制後，引起一些文人的異議。詩人、丞相李斯為杜絕「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的現象，提出「焚書」的建議，得到秦始皇的批准。焚書對於古代文化典籍是一個極大的破壞，直到今天，有關戰國紀年還不能完全弄清楚。
「焚書」次年，又發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為了長生不老，希望方士尋覓仙藥。方士侯生、盧生受到寵幸。後二方士仗著權勢，以求仙藥為由，相約逃亡。秦始皇大怒，下令御史案問諸生。受株連的文人達四百六十餘人，皆活埋於咸陽。
「坑儒事件」發生，連秦始皇長子扶蘇都感到過份殘暴，他說，「天下初定，百姓尚不得安寧，這樣做恐怕引起騷動。」統治者聽了，將兒子貶到上郡去監督蒙恬軍。不久，造成了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連孔子的後裔孔鮒立也抱著禮器，參加了反抗行列。
我們必須正視歷史事實，秦始皇的坑儒，不少是文人幫著統治者找出的「叛徒」。司馬遷在《史記》上寫得明白：四百六十餘人中，大多數是在「案問」時，「諸生互相告引」攀扯出來的。也許是有人被關押起來，心裡不平衡，便指證另一個人也是同夥，於是湊在一起被活埋見閻王吧。
李斯這個詩人，為了鑽進領導核心，替秦始皇出壞主意，情有可原。但讓人不解的，歷史上竟然有這樣的文人，他一不是當朝官僚，二不是文化班頭，他連政府任用資格都沒有，吃的是自家的糙米飯，卻偏要以文化監察御史自居，你說怪也不怪？
清朝道光舉人潘清輿，江蘇淮安人，侯補知縣。他不甘寂寞，常發表文學評論，引人矚目，名氣不小。著有《養一齋詩話》，其中有一段評論，妙極。
子欲世人選詩讀詩者，如曹操、阮籍、陸機、潘岳、謝靈運、沈約、范雲、陳子昂、宋之問、沈佺期諸亂臣逆黨之詩，一概不選不讀。以端初學之趨向，而立詩教之綱維。蓋人品小疵，宜寬而不論，此諸人非小疵也。
潘清輿的這番評論，頗不公允客觀，充份表現出文人的奴性。他以傳統的「詩教」評說先輩詩人，有失文人風格。陸機、潘岳、謝靈運、陳子昂、宋之問等五人確實是被殺的。不過，他們有的是死於仇敵告密，冤錯假案，有的死於政局紛爭；若用春秋筆法，沈約、阮籍、范雲等人，不過身歷兩朝，除沈約身歷宋、齊、梁三朝，即便換了統治者，他們有何「不光彩」的錯誤？至於宋之問、沈佺期只是受了一點賄，早已獲記過處分，並未影響工作。潘清輿把曹操等十人列為「亂臣逆黨」，充份體現了文人相輕的本質。
歷代的中國文人奴性很重，到了清朝，達到頂峰。清朝滿族文武官員，對皇帝自稱「奴才」，而且用於正式文件。奴才是「阿哈」的漢譯。走筆至此，我聯想起對岸在十年文革期間，八億人民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彙報」，這算不了啥，不打緊，這是由歷史沿傳下來的中國文化。
走近乾隆
　乾隆是中國歷史上最輕鬆、快活而懂得享受的皇帝，他在位六十一年，消耗了他父親雍正留下的三百萬兩白銀，大興土木，六下江南，「柄用和珅，貪婪掊克」。有人統計，乾隆共消耗掉了一億五千萬兩白銀，清王朝的元氣，被這個混蛋愛新覺羅‧弘曆破壞殆盡。弘曆死後四十一年，鴉片戰爭就爆發了，這是中國民族不能忘記的史事。
北京演出的弘曆電視劇，描寫他下江南，關心民眾疾苦，愛惜園林景緻，一派浪漫主義的詩人形象。讓人看了吐血，恨不得砸爛電視機！即使弘曆在六下江南，日理萬機時，他也沒忘記每年整肅知識分子一次。唉唉，中國文人的奴性，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乾隆具有濃重的民族自卑感。始終覺得是來自關外的異族主人，少數統治極大多數漢人，那些被統治者內心不服，敵視滿族的落後文化、低下的文明風俗，粗鄙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上台後，對漢族知識份子進行鎮壓、迫害、整肅、奴化。雖然康熙、雍正兩代已對漢族壓迫了將近百年，到了弘曆手中，卻仍然覺得自己的孤獨、緊張。在他統治期間，文字獄竟高達一百三十餘件。生者凌遲，死者戮屍，其家族連坐，男者坐立斬，女者被發配為奴。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認為：「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勵精圖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寬仁。」錢穆行文過份謹慎，溫柔敦厚。趙翼在《檐曝雜記》中記述：「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至十四年三月止，共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十九年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止，共軍需銀二千三百十一萬。三十一年，用兵緬甸，至三十四年，共軍需銀九百十一萬。三十六年，用兵安南（越南），至四十二年，共軍需白銀六千三百七十萬。五十二年，台灣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萬，鄰省增撥五百四十萬，又續撥二百萬。又撥各省米一百一十萬石，本省米三十萬石，加以運腳，共銀米一千萬。」
弘曆的窮兵黷武，致使國力消耗，必然也是喪鐘敲響的時刻。
一方面對外戰爭，大灑白銀，另一方面六下江南，吃鰣魚、玩山水、吟詩。御用文人紀昀在《四庫總目提要》，寫出這樣的拍馬屁的話：「勤政蒞民之餘，紫殿凝神，別無嗜好，惟以觀書乙夜，悅性恬情。是以聖學通微，睿思契妙，天機所到，造化人心……頃刻間便數十首，侍臣受簡，吮墨沉思，前韻未賡，新題又作，丹毫宣示，日以為常。」
弘曆真是文武奇才，「頃刻間數十首」，若是李白、杜甫九泉下得悉這個消息，一定羞愧自殺。據我記憶，上世紀五○年代末期大躍進時，河南有個農民孟大頭，粗通文字，他能在一個夜間燈下寫出「新詩數十首」，名震大江南北。不過，新詩比傳統詩易寫，把散文拆開，胡謅一段順口溜，即可交卷。孟大頭應向弘曆甘拜下風了！不過，孟大頭是自己創作，弘曆卻有人捉刀，有不少槍手代筆，不少文臣潤飾，這種方法被陳伯達採用，文革時期北京的「梁效」，上海的「石一歌」，都是創作組合體。傳說過去武俠小說盛行時，供不應求，主人便雇用「捉刀人」，以三七或二八分稿酬，「捉刀人」不能露名，否則身敗名裂。因為版權已經屬於主人了。
前後為弘曆寫詩的名家，不勝枚舉。有個江蘇長洲詩人沈德潛，六十多歲時被乾隆看中，聘到北京作「捉刀人」。任用為內閣學士，買斷他的所有署名權。不料沈某退休回家，編印全集時，竟把弘曆的作品收歸己有，此事被目光如炬的弘曆知道，下令嚴加懲辦。
沈德潛前年見了閻王！有人報告。
乾隆皇帝冷漠地說：「死了也得結賬。」
結果，沈德潛滿門抄斬，他的屍首受到「撲其碑，戮其屍」的處置。
莫作書獃子
　歷來書獃子所作的考證工作，不知何時開始。但到了清朝乾隆、嘉慶年間，達到高潮，後世稱為考據學派或乾嘉學派，即由此而來。姚鼐說：「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
考證也叫「考據」，研究歷史、語言等的一種方法。根據事實的考核和例證的歸納，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結論。考據方法主要是訓詁、校勘和資料蒐輯整理。
何以將從事考證工作的人稱書獃子呢？
例如：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生於何年？他自己沒有自報，班固為他作傳時也忽略此事，讓無數的書獃子勞動了一千多年，而且還把近代的著名作家王國維、郭沫若捲了進去，卻始終沒有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曹雪芹生於何年？死於何時？同樣眾說紛紜，紅學家「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彼此不服氣，見面似仇人，你說這種考證工作對於學問有何用途？
至於《金瓶梅》，作者的考證文字，少說也有數百萬。直到現在，蘭陵笑笑生是誰？仍舊搞不清楚。我敢預言，再過五百年，還是搞不清楚，書獃子，別傻了！
司馬遷寫《史記》時，他只認真努力的從事創作，絲毫沒想到將來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何況他已受了宮刑，即使結婚也無法生育，他寫《史記》給後代能有啥好處？司馬遷和當前台北的詩人不同，不會作秀、不會宣傳、不會推銷自己，也不會作啥「駐校作家」，撈錢。考證家費盡腦汁，查詢司馬遷的「生於何年」，結果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竹籃打水一場空，活該！
作者寫了作品不署名或不寫小傳，可能怕作品給自己惹禍。乾隆──愛新覺羅‧弘曆這個混蛋東西，搞文字獄相當內行，《紅樓夢》可能給曹雪芹帶來麻煩，他才躲躲藏藏寫小說。他的著作權是後人考證出來的。
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豪宅，是封建社會的縮影。小說男主角賈寶玉這個叛逆式的人物，他反對忠君準則、門閥觀念、科舉制度、奴婢制度、封建禮教，以及「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試問，當朝統治者怎會容得下他！他既拿不到稿費、獎金，也難以在傳播媒體吹牛拉風，他隱姓埋名都來不及呢。
不過，明朝情況不同，皇帝、宰相都公開研究房中術、嫖妓、搞小三，跟目前台灣每年過兩個「情人節」，到處舉行喝酒、接吻、求婚活動，賓館旅社大排長龍一樣。《金瓶梅》作者有創作的自由。可能那時文化界只重視四書五經，輕視小說，寫了也難以在朋友親戚面前獻醜，不登大雅之堂，所以稀里糊塗署了「蘭陵笑笑生」、「運河苦苦人」。他怎會想到數百年之後，還有些書獃子翻箱倒櫃找資料，考證作《金瓶梅》的是誰呢？
歷史有情，但也無情。清乾隆(1711-1799) 活了八十八歲，寫了四萬三千首詩，確非虛言。乾隆寫了這麼多的詩，歹勢，沒有一首詩流傳，而且文學史從來沒提過這位多產作家的名字。甚至直到二百多年後的今天，還沒人把愛新覺羅‧弘曆列為「詩人」，足見考證家仍具有客觀而正確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