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外婆家是五分鐘車程的鄰居；兒時，外婆家是天之涯、海之角。
交通的便利，縮短了兩地的距離，卻也拉長了情感偎倚的悸動。回憶，在相簿裡漸漸失去了對焦的想望。
外婆家在頂堡，也是金門人稱的「半山」。「半山牛」是父親用來對母親蠻橫不講理的洩忿之詞。母親排行老么，除了她，還有長母親十來歲的大姨媽是女孩，舅舅就有很多個，但我識得的只有二舅和三舅，五舅則是在他已屆不踰矩之齡，返鄉探親才得以認識的。外婆家矮短個兒的遺傳，一米五、六左右的身高，不論是男或女，個個是重聽，說話的嗓門是超猛的，連母親也不例外，不知是否遺傳所致？
小時，常跟母親回外婆家，但從未見過外公和外婆，應是在我識人之前就已下世。常年在廚打轉的母親，少了朝九晚五工作的牽絆，每隔一陣子就會帶我們回外婆。當年家庭生養的孩子像階梯般，一個一個排列井然有序。表哥、表姐一個接著一個男婚女嫁，殺豬宰羊拜天公，好不熱鬧，樂壞了我們這群蘿蔔頭，跟前跟後追逐炒作熱鬧。這種比放假還享受的事兒，跟母親回娘家，成了童年回憶裡最鮮明的扉頁篇章。
頂堡村落不小，廟宇宗祠也不少，村民精神寄託的神祇，一年到頭輪流著奠安作醮，這種在農耕社會，視為神聖不可欺犯的大事，全村莫不卯足全力，炊糕裹粽祭祀慶祝，母親回娘家成了日曆上早已劃記的日子。外公和外婆的忌日，也是農曆上戳記的日子。兩人的忌日都在下半年，農曆八月十六，中秋節次日就是外婆的忌日。月圓中秋，舉家歡慶過節的食物禮品，總是在我們垂涎不已之下，隔日成了母親回娘家的伴手禮。母親總是一手提著禮籃，一手拉著我的手，像劉姥姥進城般，急匆匆的趕著很久才一班的公車，連轉兩趟公車才抵達頂堡。
一路上，母親千叮嚀萬交代，到了外婆家要喊二舅、三舅，叫二舅媽、三舅媽，招呼三嫂、二嫂。母親的話，一句一句如悶雷般灌進我的耳朵，然後在心底深處一聲聲的轟然乍響。二舅還好，有點瘦削蒼白的臉，雖然見了人，總是缺了那份與人把臂言歡的熱火勁，但至少是和藹沈默，不令人害怕的。三舅就不同了，兄弟倆雖是同樣的個兒，但三舅的肩膀像失了衡的天平，一高一低，彷彿摜不住這人世的權勢冷暖，不時要向人言宣心中的憤憤不平一般。說起話來濃厚粗沙的聲調，道明了他是家中權重聲威的頭兒，與沈默寡言的二舅相比，他使我成了畏縮一角的羔羊，把驚恐害怕寫在臉上。
交通不便的當時，大多是本地通婚，鮮見外地來的媳婦。表二嫂卻是個特例，一口「臺灣腔」，聲如黃鶯出谷的清脆，白晢的皮膚和燙過的短髮，比鄉下的姑娘多了一份都市的識體與知書味。表三嫂則是家中的掌櫃者，出言鏗鏘有力，辦事圓融亨通，猶如紅樓夢裡的鳳姐，一張舌燦蓮花運籌帷幄，張羅招呼一家子，猶如將帥佈棋派兵，令個個都敬畏臣服。
生性內向又自閉的我，猶如學習障礙的學生，面對那一大串禮數的艱難功課，成了心底跨越不過的鴻溝。回外婆家，總是在半喜半憂之下，讓我望之怯步，躑躅再三。雖然排行老么，理所當然成了母親的小跟班，但是每回水裡來火裡去的涮溜，仍是改不了怯生生的個性。在陌生的環境，常像橡皮糖黏附在母親身旁，一刻也不敢稍離，深怕稍一閃神，母親就拋下我先行回家。
頂堡有一間金西戲院，直到六、七十年代，還上演著電影，成為當地阿兵哥休假娛樂消遣的去處。小時回外婆家常去看電影，長條的白色椅子，是由一條一條的木板條釘成的，沒有「對號入座」這個名詞的年代，大家偎擠坐一張長條椅，人數不拘。遇到大人想看的片子，舅舅、舅媽領軍，一支浩大的觀眾隊伍，長驅直入電影院。大人神馳在電影情節裡，小孩們則爬上爬下，跑東跑西，把看電影當成逛大街，在擾擾攘攘中，有一段沒一段的看完電影，成了回外婆家的一頁回憶。
有大人買票帶進場並不是常有，雖然一張票才一、兩塊錢而已。淘氣的表哥們，扮起地盤牛魔頭教我們使壞，我們學會暗牽前面陌生大人的後衣角，騙過剪票員進場。看一場沒長鼻子的免費電影，是兒時回外婆家幹下最大的壞事。
看什麼電影？「王寶釧」，是我與母親一起看過，唯一留存印象的電影。苦守寒窯十八年，癡等薛家薄倖郎的王寶釧，淨賺了不少母親的眼淚。懵懂不知的我，卻只留下王寶釧在原野採拾野菜，她身上的白衫在眼前飄啊飄，久久不散，猶如現在，母親的身影在腦海裡迴啊繞啊……，久久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