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文化對於住居及其環境的規劃的確各有藍圖。原本我單純地出於對徽州建築的好奇，前往參加中研院和上海復旦大學共同舉辦的「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徽州」，八月中起為期兩周，經過學者們連番精彩的講演，編織出了徽州人文山水，讓我開始對徽州民居的好奇也悄悄轉了向，體認到在建築形體論證上打轉的狹義看法，反而失去放諸整體環境與歷史脈絡的視野。「山峭厲而水清澈，有佳山水在萬山間」，新安江之水帶出徽州青年、帶來杭州商業的餘裕和村里環境改造的機會，母親臍帶般的水文化，在此譜出了千年徽州的田園詩歌；明清以來的徽州聚落，水環境的營造有著獨到之處，它們之間有強烈的依存關係，群山匯流出的水體、聚落、民居之間的發展和交融關係，有如輕靈的詩畫捲軸般更加引人入勝。萬山間的水文這個普遍性特徵，即水環境景觀是如何在百年來逐步影響著徽州聚落和建築，遂成為我此行的觀察重點。
水作為一種運輸的載體，經過歷代營造的水環境以及其衍生出來的社會文化中，徽州先民對於「水」的運用有非常獨到之處。沿溪而建的村落、碼頭、商家與老街的擇址與發展，由課程間短暫地品讀了古今鄉野文獻和現地考察下，有著衝突與妥協歷程的佐證軌跡。走入歙縣漁梁村、休寧萬安老街周邊的壩堤、碼頭、橋梁與街道和住屋，甚至通往河灘地的巷道位置，這些水岸生活和介面分野還需透過鄉里的條件限制而分配，產生了形式與規範。歙縣城南的漁梁村，除了沿著水岸老街有機地生長，讓人驚艷者是漁梁埧的構造方法，走近看得見青色條石壘砌，每一層運用石鎖（鳩尾榫）交互插入固定，使其成為堅固的整體，140公尺的壩堤橫亙著練江，蔚為壯觀。
村落與水岸的關係十分密切。群山匯集的水量豐沛，水供給了萬物生息滋養，灌溉工程必須倚靠優良的水圳設計－首先是稻田灌溉活動能否得當，再者是水力運用考量；常見水流落差處設有水車及水碓，這組機器需得力於水圳引道的地形設計，若水道淤積或高差不足時，水碓就不免有荒廢下場。村落內的水岸因為使用頻率極高，除了人多擁擠處有跌落疑慮之外，極少有圍欄，就算有也僅裝設齊腰的高度與使用地方材質形式，這與以欄杆封閉的金門村落水塘有著很大的差異。
聚落水文的開創亦不乏有風水之說。如黟縣宏村之於傳世的牛形風水，先人的遠慮加上風水先生的保證─定主科甲，綿延萬億子孫，千家煙火，于茲肯構─自雷崗山、引水進村、挖月沼、掘南湖以及鎮四方，均成就了一番風水佳話，但其作用實可以加深鄉民的集體認同，亦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依據。四百年前溪的西溪洪水爆發的改道，使得雷崗山上的十三間房之下有了河灘地可供生產。汪氏七十六世思齊公及孺人胡重，主事引水入村的改造，處理村務和群眾力量，逐漸發展出依西北向東南發展的飲用水道和住居群落，入水口為喇叭狀，並有溢流口以防洪患，水流的速度可輕易帶走汙穢，保持水體淨潔。
宏村水圳精妙之處，在滿足家戶取水的日常便利性。引西溪之水入村、開鑿埤塘，使得幾乎七成以上的住家門前均可以有水圳使用，或近於百步之內便於取水，並早晨八點以前只得挑水飲用、不得清洗髒污的族規。日常飲用、洗滌、緊難救火，正應了大廳案上「終身平靜」的擺設。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見到村婦拎著拖把自家門口走出，幾步來到小水圳前，悠然地拾級而下進行清洗，水圳自然就成為了家中庭院的延伸；水圳內設有石步（向下的石階兩階踏步）可供入圳洗滌，甚為方便。另外，我對於古徽派建築技術關注並非梭柱、筒瓜或翹脊等特徵，反而是因宗祠和住屋內部天井的地坪處理法感到高度欽佩，四周簷廊下的石板帶有極為輕緩洩水坡度至中央，材質處理極為講究，那代表著對實用和審美觀點的社會高度水平、工匠對排水處理上則有著自信。值得一提的是，宏村住宅多為二進院落，有些人家還將圳水引入宅內，開闢了魚池形成水院、築以庭院水榭；文人雅士之輩的住家期望營造出來的雅緻氣氛，可說是對高居住密度的舒緩，也是來自蘇杭庭園生活影響的投射。
「引水入室掘井家中，防祝融之肆虐，取汲浣之便利，求滾滾之財源，蕩里中之穢氣，灌村外之良田。」《汪公錫文運熙家抄》中表達的，除了儒賈傳世的村落環境營造和灌溉生息的百年大計，水環境與村里的交融產生了靈性，更造就了現今的經典中國聚落和世界文化遺產。有幸參與這次的徽州研習營，提昇了我對聚落水環境的認知，更透過實地參訪、課堂講述及多方討論，一個明清社會史下的水脈和聚落之間有著更開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