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國立台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趙慶華小姐，與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簡弘毅先生，兩人由金門文化局相關人員陪同，針對該館預計在二○一三年元月，舉辦「金門馬祖文學特展」相關事宜，晤我於木棉花盛開的新市里。
　倘若沒猜錯，他們之於會找上我，可能事先已知道我在六○年代即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除了出版兩本不成熟的作品《寄給異鄉的女孩》與《螢》，也和友人創辦了一份被學院派人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金門文藝》。可是那些批評者何曾想過，在那個戒嚴軍管、以軍領政的年代，想辦一份雜誌談何容易？即便我接受他們的批評而停刊，復由旅台大專青年接手，但縱使他們有滿腔熱血，對這份刊物充滿著無比的信心，然而形勢比人強，最後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僅只出版革新號三期便宣告結束。
　基於此，籌辦此次特展的國立台灣文學館，或許認為必能從我這裡尋找到一些過去的蛛絲馬跡。至於是否稱得上水準，或是不屑一顧，端看各人對史料的體認。然若從他們誠懇的態度，想必這些都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要不，他們豈會主動駕臨寒舍與我洽談。
　或許，「過去的東西」一經歲月的真光照耀，必能成為「當今的文物」。從台灣文學館有系統地典藏作家手稿與文學文物可見一斑。他們規畫中的金馬文學特展，無論是以往出版的第一本書，或是作家手稿，抑或是與作家來往的書信；凡與文學相關的文籍或物品，都是他們想搜集展出的。當我聆聽他們的說明時，起先仍有點猶豫，可是繼而一想，如果能把那些過去的東西借予他們展出，非僅是美事一樁，亦可讓蒞館參觀的文學同好或中外人士，更深一層地瞭解到爾時的戰地文化，以及正在萌芽中的金門文學。倘或能達到如此的目的，我又何樂而不為？
　於是我從那只老舊的保險箱裡，取出兩本陳年舊書。一本是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文集《寄給異鄉的女孩》，另一本是一九七三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螢》。以及兩張「著作權執照」與兩份內政部的公函。回想過去，當我看到書本裡的版權頁印著「著作權執照」時，莫不投以羨慕的眼光。於是在《寄給異鄉的女孩》出版後，我竟厚顏地興起向內政部申請「著作權執照」的念頭。並非惟恐這本書遭人盜印，而只是想過過乾癮而已。於是我請友人到台北市政府員工消費福利社代購申請書，經我依法提出申請後不久，內政部即以正式公函檢附《寄給異鄉的女孩》「著作權執照」寄予我，讓我興奮不已（時內政部長為林金生先生。林部長亦即是雲門舞集創辦人兼藝術總監林懷民先生的父親）。當長篇小說《螢》出版後，我亦如法炮製，因此，我同時擁有兩張「著作權執照」，及兩份內政部公函。現在正可與那兩本書相得益彰，做一個完整的呈現。
　若以世俗的眼光來看，那只足足有百餘斤重的保險箱，裡面存放的理應是金銀財寶之類的東西才對。然而，除了上述兩本舊書，以及相關文件外，尚有一張我此生引以為傲的，那便是戰地政務時期，金門地區民間第一張「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時新聞局長為錢復先生。錢先生為前台大校長錢思亮先生之公子，後曾任外交部長、監察院長）與六本32開（一至六期）既薄又不起眼的《金門文藝》，和三本25開的革新號，以及一張「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證書」（時理事長為任卓宣先生。任先生為國內著名政論家，亦即是早年重要文學刊物《文季》發行人尉素秋教授的先生，主編尉天聰教授的姑丈）。
　坦白說，我之於保存那些過去的東西，並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成為「文物」，或是可以拿到市場去拍賣。心中只有一個想法，那便是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既然沒有能力把《金門文藝》辦好，這些過去的東西卻能讓我緬懷爾時那段懵懂的青春歲月，以及為自己留下一個慚愧的紀念。然而屈指一算，這些過去的東西已歷經三、四十年的慘澹時光。即便成不了珍貴的文物，但卻是歲月的遺跡，每一件物品彷彿都隱藏著一個不欲人知的故事。其箇中之滋味，或許只有身歷其境者，始有切身的感受。當它們在陰暗的鐵櫃裡塵封多年後，台灣文學館竟有意讓它們重見天日，身為主人的我，除了樂觀其成，也與有榮焉。
　然而，當這些過去的東西受到重視時，理應暗自竊笑才對。但相反地，我的內心卻有太多的感慨。原以為《金門文藝》這塊生銹的招牌經由文化局重新擦亮後，在經費無虞又有專業人員負責邀稿與編輯時，必可一期一期地辦下去。而萬萬沒想到，當這本刊物出版四十五期，備受文壇與各界肯定時，卻遭到某些政治人物無情的打壓，莫名其妙地把文化局編列的出版經費預算全數刪除。讓這本命運多舛的雜誌，又一次地遭逢停刊的命運，的確讓人痛心疾首。而這些揮舞著預算大刀的民意代表，他們能說出一個令人折服的刪除理由嗎？還是僅憑他們的權勢即可為所欲為？倘若如此，與戒嚴軍管又有何兩樣？還談什麼民主政治？還有什麼民主素養可言？當他們做出如此錯誤的決定時，難道不覺得汗顏？不感到愧對這塊土地和祂的子民？所謂人在做、天在看啊！歷史會記下這一筆的。
　不可否認地，人的情緒一旦受到某種影響，往往會有激動的時候。此時，我必須心平氣和地來談談「手稿」，可是手稿兩字對我來說則有一點沉重。以前在電腦打字尚未普及時，惟恐字跡過於潦草，主編看也不看一眼就順手把它丟棄在字紙簍裡。為了要讓主編留下好印象，每每都是先打好草稿，再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把它謄寫在稿紙上，復把草稿紙撕掉，然後等待文章被刊登，或是稿件被退回。刊登出來的作品剪報保存，退回的稿件則順手撕掉。因此，幾乎沒有留下任何一篇底稿。
　直到一九九六年，當我執筆書寫短篇小說〈再見海南島 海南島再見〉時，因一時大意而誤撕一張雙面草稿紙，致使在謄稿時不能連貫。儘管這篇小說源自自己的手筆，但無論再怎麼思、怎麼想，也想不出那個段落當初是怎麼寫成的，內心的懊惱不言可喻。於是在進行長篇小說《失去的春天》創作時，惟恐重蹈覆轍，就把初稿時寫得密密麻麻的草稿紙保留下來；謄稿請白翎老師幫我打好字後也一併保存，它也是我唯一留下的手稿。計有初稿一百六十六張（有B5、B4、A3、A4各種規格之影印紙，且雙面書寫），謄稿三百二十九張（600字稿紙）。往後創作均以電腦打字取代手寫。故此，我並沒有因刻意地要保留手稿而捨棄電腦打字回復已往的手寫。那非僅有點矯揉造作，也跟不上時代潮流。即便我的字跡潦草，甚至有「畫符」的意味，但我還是決定野人獻曝，提供二張草稿六張謄稿共襄盛舉。
　談起「與作家來往的書信」，從我習作以來，與我相識卻又經常以書信談文論藝、或相互關懷的作家朋友少說亦有幾十位吧。並非我誇大其詞，數十年來收到諸友人的信件足有千封以上。但我並沒有保存信件的習慣，往往經過一段時間就逕行處理掉，但卻也保留一些較為特殊的。為了表示對策展單位的支持，於是我翻箱倒櫃找出幾封較具代表性的，其中首推文壇大師陳映真先生，以及韓國著名詩人初荑·金良植女士。
　陳映真先生可說是近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著有：《夜行貨車》、《山路》、《將軍族》、《第一件差事》、《我的弟弟康雄》、《唐倩的喜劇》、《上班族的一日》、《萬商帝君》、《鈴璫花》、《忠孝公園》、《父親》以及《陳映真小說集》（一九五九─二○○一）全套六冊等書。其作品思想層次分明，文字獨具魅力，除了反映時代，更深刻地捕捉台灣社會的演變，為當代最被議論也最受肯定的小說家。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曾於二○○四年以他的小說〈山路〉、〈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與〈將軍族〉編成現代舞蹈組曲，並以〈陳映真·風景〉為名，於同年九月十八日在台北國家戲劇院首演。陳映真先生受到的敬重，作品受到的肯定，我們可從這齣舞曲中得到印證。
　映真先生曾於一九九八年九月與夫人麗娜女士，偕同其弟映三夫婦蒞金，並在寒舍小住數日。先生在文壇雖貴為大師，但為人謙虛，平易近人，有大師之風範，則無大師之倨傲。一夥人在我碧山老家古厝院子裡，無拘無束地話家常。然而，當我們觸及到文學時，先生自承受到魯迅、契訶夫與芥川龍之介等作家的影響，也因此而發展出個人的創作風格。他曾說過：「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其對文學的詮釋，確乎有獨到的一面，讓我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先生現與夫人旅居大陸，除了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高級研究員」，並為「中國文協會員」（有給職）。台籍作家能受到中國官方如此禮遇者，先生可謂第一人。其書信一旦參與展出，勢必是一份珍貴的文學史料。惟受限於某種因素使然，在台灣文學館相關人員的建議下，只好重新放回原處妥為保存。
　初荑·金良植女士為韓國著名女詩人，本名金惠晶，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英文科學士，東國大學印度哲學科碩士。著有：《井邑後詞》、《初荑詩集》、《一隻公貓》、《鳥群的日出》、《瑞草洞的麻雀》以及《初荑 金良植 詩全集》等書。台灣創世紀詩社曾於一九九七年出版《初荑 金良植詩選》（許世旭、金學泉譯）。在其全集「別卷」裡，曾收錄洛夫、向明、張默、辛鬱諸詩人的作品，以及我的散文〈異國詩情〉。
　詩人曾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來台參加「世界女記者女作家協會」年會，並於會後蒞金參訪。翌年又偕同其夫婿蔡錫虎先生來金旅遊，由我充當嚮導，陪同詩人伉儷參觀浯島各景點。然而說來好笑，我既不懂韓文，亦不懂英語，而詩人雖能寫簡單的中文字，也略知其意，但卻不會說中國話。於是每當欲與詩人對話時，在無人可翻譯下，只好把中文寫在紙上作為相互溝通的橋樑。詩人回國後並沒有忘記遠在金門的友人，除了寄來人蔘茶，也經常來信聯繫。然她知道我不懂外文，因此每封信均附有一張印著韓文住址的小貼紙，以方便我回信。可是她的信並非以韓文書寫，而是中英文兼具。或許她深知英文是國際語言，如果我看不懂，找人翻譯並不難。假若用韓文書寫，可能就比較麻煩。詩人雖沒明講，但我卻能感受到她的用心。現下我把詩人寫給我的三封信提供參展，讓諸君同來領會可貴的異國詩情。
　當我整理好上述物品時，卻無意中發現三張褪色的照片。那大約是民國六十幾年吧，台灣省作家金門前線訪問團，由總政戰部某中將副主任擔任領隊，團員計有：林佛兒、林文義、袁瓊瓊……等多人，均為當年文壇頗負盛名的作家。而值得一提的是，政二處負責此次參訪的連絡人，正是官拜少校參謀、承辦文宣業務的知名作家蘇偉貞小姐。
　諸君都知道，金門地區自民國四十五年六月起即實施戰地政務試驗，直到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始告終止，前後長達三十六年又五個月之久。其間不僅被歸類為前線，也是戒嚴地區，台灣一般平民百姓想來一窺戰地面貌談何容易。除非逢年過節，工商團體帶著巨額加菜金或物質，透過軍人之友社的安排，以勞軍的名義組團前來，否則的話並非想來就能來的。但是國防部總政戰部總會視任務需要，在適當時機邀請台灣省作家蒞金參訪。其目的毋寧想透過他們的生花妙筆，報導金門守軍：有頂天立地，雄壯威武的氣概；有嚴肅沉著，泰山崩於前而不驚的定力；有行動迅速、機警、做事確實的習性；有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視令如命，絕對服從的本能；有殲滅敵人、反攻大陸的無比信心！或寫一些軍愛民、民敬軍，軍民本是一家人之類的溫馨故事，以達到文宣的目的。
　那天，他們一行人搭乘軍機蒞金，復由金防部政戰部主任以及政二組相關人員陪同，乘坐迎賓車參觀島上的軍事設施與主要景點。晚上並接受司令官在擎天峰設宴款待，飯後到擎天廳觀賞藝工隊演出，簡直被奉為貴賓。當他們完成兩天參訪行程臨返台時，一夥人竟興高采烈地蒞臨新市里與我晤面。除了相談甚歡，也留下團體合照，林佛兒並特地為我和蘇偉貞及袁瓊瓊各拍了一張合照。時隔三十餘年後的今天，他們依舊馳騁文壇，且歷久不衰。為美麗的寶島，人間的天堂，寫下難以計數的不朽篇章，幾乎都是著作等身的作家。
　尤其是蘇偉貞，離開軍職後又至香港中文大學進修，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國貢獻所學，現為成大中文系專任副教授。既是作家又是學者，令人既羨慕又敬佩。而時光匆匆，三十餘年的人生歲月已不知不覺中從我們的指隙間溜走。當那三張褪色的照片呈現在諸君面前時，勢必會勾起他們無限的回憶。儘管無情的歲月催人老，青春年華一去不復返，但遙想當年，彼此都曾年輕過，那幾張褪色的照片，不就是最好的寫照麼？
　然而，當我整理好那些過去的東西並列出借展清單時，不禁捫心自問，它們真能成為「文物」嗎？我非僅沒有一點概念，更是懵然無知。但從文化局轉來「國立台灣文學館借展同意書」的條文裡，卻清楚地看到「陳長慶出借文物予國立台灣文學館」之相關文字。難道我已成為文物收藏家而不自知？當初把它深鎖在保險箱裡或許有先見之明吧。想到此，內心未免有點羞愧，那只足足有六十餘年歷史的保險箱，是岳父當年經營「金門客運」與「新成布莊」，在事業有成、財源滾滾時，用來存放銀兩的。
　可是當三十餘年前我承接這個笨重的龐然大物時，卻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甚至時間一久，保險箱的鑰匙已不見，密碼的旋鈕亦被鐵銹卡死，已完完全全失去應有的功能。因此，它只是虛有其表而已，一點也不保險。但縱然如是，它卻存在著某種紀念意義，在不能丟棄的情由下，只好加以利用，用它來存放那些過去的東西。但是，設若過去的「東西」真能成為當今的「文物」，似乎也該感謝這只失去保險功能的保險箱。如果沒有它，那些過去的東西或許早已棄如敝屣，焉能被台灣文學館視為文物，繼而參與金馬文學特展。
　二○一二年十一月於金門新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