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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罵教育今昔談

發布日期:
作者: 吳家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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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難為」,是當今教師共同的心聲;少子化的結果,子女個個是父母的心肝寶貝、掌上明珠,在父母極力的呵護和寵愛之下,學生多少嬌生慣養、恃寵而驕,加上民主意識抬頭,別說打罵,即使重話,也會掀起一番波瀾,致使老師跋前疐後、動輒得咎。
回顧兒時,打罵可說家常便飯、「照三頓打」,學校打完家裡打,家裡罵完學校罵,打罵已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所謂「棒下出孝子」,金門俗語亦云:「菜無剝無成欉,人無打(教)(會勿)成人」,這些古訓名諺,深植人心,影響所及,「不打不成器」已成不變的定律,父母老師依循往例,代代相傳。
在我兒時,打罵風氣鼎盛,每見閭里之間,打罵之情,隨處可見─「夭壽死囝」「呣知死活」「皮繃較緊」…有些只罵不打,有些邊打邊罵,鄉下人家,唾手可得的枝條,就是最佳的「懲具」,嚴厲的父母,下手之重,輕者斑痕累累,重則皮開肉綻,尤其夏天,穿著短袖短褲,歷歷可見,同學之間,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記得有位鄰居,由於頑皮成性、惡習難改,其父使出「嚴刑峻罰」,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有時吊起來打,有時關起門打,讓我多少收到「頂厝人教囝,下厝人囝乖」之效。因為我也相去不遠,自幼頑皮叛逆,父親擔心上樑不正下樑歪、弟妹有樣學樣,正所謂「細漢若無熨,大漢熨(會勿)屈」,於是對我管教甚嚴、打罵甚重。
就讀何浦國校(浦邊洋樓)時,印象最深的是某日下午,與同學趁著自習課老師不在時,在樓下一張乒乓球桌跳上跳下,吵鬧之聲傳到二樓校長室,校長(即家父)悻悻然拿著籐條走了下來,有吵鬧的同學一律打手心,對我更加使勁,紅腫數日未消,真是愛之深、責之切啊!
上音樂課時,我也因為上課講話,被音樂老師使出懲罰奇招,老師左手扯住我的耳垂,右手再用力捶左手,絕無僅有的方式,果然有效,讓我痛入肌髓,日後上課噤若寒蟬,不敢多言。
當年為了拚國小會考,尚需配合對岸宣傳砲「單打雙停」的策略,高年級生雙號晚上務必到校自習,單號晚上七點到九點則自行在家溫書,違者重罰,某位同學趁著「月黑風高、天寒地凍」,早早入睡,孰料認真的導師不畏風寒,果然來查,隔天到校,「左手五下,右手五下,交換著打」,在此嚴管勤教之下,班上成績果然大放異彩,這應歸功於當年老師們的苦心與辛勞。
就讀金城國中後,當年的管理(生教)組長,皆是軍中轉任,我們住校生,完全採取軍事化管理,每天早晚集合點名,摺棉被要求方正整齊,不可馬虎,每天內務分組比賽,最後一名整組罰打手心,光是住校三年,被打次數,難以計量。記得有一次,我不慎遺失一枝鋼筆,上面刻著姓名,認領之時,管理組長要我手伸出來,本以為只是拿回鋼筆,孰料是狠狠地抽了一下手心,原因是「保管不慎」,且言下次再犯,加倍處罰。
就讀金門高中時,入學的新生訓練第一天,王教官喊出「向右看齊」的口令,我插手擺頭後,又轉回看正前方一下,王教官立即賞我胸部一拳,並斥責我「東張西望」,突如其來的一擊,讓我倒退兩步,也感受到高中教育的嚴厲。又在某次升旗敬禮時,我右邊的同學將我右手臂往前推,我立即頂了回去,兩人一推一頂好幾回,孰料訓導主任早已站在背後觀察多時,大概已至忍無可忍,朝向我倆背後頸項,一人重摑一巴掌,驚嚇之餘,忘了疼痛,打罵教育,讓我得到許多教訓,也不敢再逾越規矩。
高中畢業之後,是我人生打罵教育的轉捩點,「挨打被罵」終於告一段落,也算是另類的畢業。
就讀師大時,為了配合教材教法課程,大三開始安排校外教學觀摩,在參觀臺北市立某國中時,管理組長辦公桌放置粗、中、細三根籐條,原來是不同的過錯用不同的棍子,做到了「因材施教」,也「因過施罰」,讓我見習到另類的觀摩。
民國六十六年,師大畢業後,依成績與志願分發國中任教,學校打罵教育不僅方興未艾,而且愈演愈烈,我已從「被打」的身分,轉變成「打人」的角色,「被打罵」的經歷相當豐富,而「打罵人」的經驗卻付之闕如,初出茅廬,的確開不了口,也下不了手,由於時勢所逼,加上家長的「重託」,讓我失去「本我」,成績單回條,直截了當,只寫一個大字「打」,隱含著除了「打」外,似乎無計可施。剛開始帶班當導師,家長嫌我打太輕,有位蘇姓家長,在我打他兒子的當晚,來電直指我的打法如同搔癢,毫無成效,打孩子就要學他,打到爬不起來才有效。另有一位鄭姓家長來校教我體罰方式,要我讓他兒子搬一塊大石頭繞操場,走不動就用棍子鞭他。還有家長如是說:「我兒子任由老師處罰,只要不打死就好。」甚至送「愛心棍」,要我「多加利用」。
在此情景之下,昔日老師除了說理外,就依校規處分,或老改用體罰方式,每節下課,辦公室內,棍棒齊出,啪啦作響──上課吵鬧、不交作業、錯字不改、考不及格……無論大錯小錯,經常採取棍下解決,一到午休,操場更是「熱鬧」,成群罰跪、集體半蹲,還有那各式各樣的「體能訓練」,老師的愛心全化為「具體的行動」,漫長的午休,也是懲罰的最佳時機,曾有老師自嘲:「下課太短,打都打不完,只好留在充裕的午休時間。」我也「不遑多讓」,為了跟上「時代潮流」,經常「躬逢其盛」、「共襄盛舉」。
當年的訓導處,幾乎都由體育老師職掌,個個人高馬大、孔武有力,學生望而生畏,一棍下去,保證「奏效」,管理組長更是「狠角色」,放言「被老師送來訓導處的,先打兩耳光再開始說明理由,學生視送訓導處為畏途,在學生心目中,訓導處無異於「閻羅殿」,充斥著一股 「肅殺之氣」,然而對於某些頑劣不堪的學生,的確收到嚇阻與收斂的效果,也讓校園「平靜」許多。
昔日的父母,自己未受多少教育,一方面缺乏身教言教,不知輔導;一方面為顧三頓,無暇管教,只好將教育的重責大任全權託付學校老師,換言之,老師形同父母,不聽老師的話就是不對,老師的話就像「聖旨」一般,而且任由老師處置,被老師打罵也不敢稟告父母,因為父母站在老師這邊,講了反而「討皮痛」,於是老師打得「名正言順」、「合情合理」,學生敢怒不敢言,因為父母與老師都是「為我們好」,這是他們的天職。
自從教育部三令五申嚴禁體罰之後,學校體罰事件逐漸銷聲匿跡,家庭教育也隨之改觀,昔日著重打罵教育,從打罵中知痛知錯,今日提倡愛的教育,重視說理輔導,手段不同,目標卻一致,打罵教育的利弊得失,姑且不論留待專家去評估。
歷經數十年的教學生涯,我對學生的態度與觀念,也不斷地自我調適,力求與時俱進,如今回想,感受深刻,從剛畢業的「強硬相對」,逐漸轉為「柔性相待」,從「師嚴道尊」轉為「亦師亦友」;學生也從「畏懼老師」轉為「友善老師」,打罵教育的存廢,讓師生之間的相處方式,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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