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時代之需求，高品質之學術教育不但是現代國民的競爭資源，亦是現代職場決策者之基本條件；更攸關決策後之良窳與否。展望未來，一位優秀的公民，他至少應該具備有下列之能力：其一是正確而獨立的思維力；其二是分析運用資訊的判斷力，其三是解決問題的精幹力，其四是協調整合的溝通力，最後是見識恢宏的國際觀。展望未來，不論是職場或臨場之決策者，可預見的是他勢必面對錯綜複雜、立場殊途的爆炸性資訊，若缺乏正確而獨立的思維力，他將一籌莫展，不然就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其後果可知。
而如何建立正確而獨立的思維力？那麼就需要具備有分析及運用資訊的判斷力，具備了這兩項能力後，才有自信及能力去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但處在專業當令的時代中，團隊的精神及潛力之開發，才是組織發展及成功的基礎。設若沒有此種基本概念，猶迷戀於單打獨鬥，或「天縱英武」式的幻覺中，其下場恐怕不是一句剛愎自用就可以收場的。因此如何運用及鼓舞團隊潛力，進而運用週邊社會資源，那就非有過人的溝通表達能力不可，有了上述這些能力後，才足以培養所謂的國際觀了，而此端賴文武合一之全人教育。
我國自古因鑒於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之故，因此文武教育向是不分家的；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教育。春秋時有名的晉、楚城濮之戰，趙衰向晉文公推薦卻榖為中軍元帥，理由就是「說禮樂而敦詩書。」(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另按說即悅也)其後卻榖卒，以先軫繼任，其理由也是「上德也」(因先軫有德，所以令他將中軍)。同時在楚軍元帥人選方面，楚人在戰前即已預料必敗，緣於其中軍元帥子玉「剛而無禮」。從這段史實可以看出來不但在教育上文武不分，即連最重要的選將一事，也特別注重於是否除武略外，尚有文才禮樂否？
但現今的教育卻是個文武分教的時代，雖然自二次大戰以後，拜經濟復甦之賜，許多世人開始重視文武事，也有餘力去開發這個領域，但事實上成效並不佳，一般大學雖有軍訓課程，學子們也上成功嶺受訓，但卻也脫離不了皮毛及形式主義之框框；而軍校生之教育雖亦自榜文武合育，但終不脫忽視或輕視文育之意識，更甭說有關重要經典思想之訓練。易言之，不管是文人或武人雖說在形式上有交識之論及實施，但終究難脫形格勢禁的侷限。
「文人講武事，大都紙上談兵；武將論文章，半屬道聽塗說。」事實上就算是在本科內之教育，國內學風仍瀰漫出一片急功近利，不求深入經典的迂闊疏空學風。君不見多少自命為專家者之浮論，誠令人不敢回憶之痛事。如果我們同意周代「士」的階層為我國知識份子之源頭，則更可以肯定我國傳統教育本就是文武合育。我國歷代並無專門之軍官學校，但代有名將輩出，尤其可貴者是他們泰半文武兼具，遠者如城濮之戰的先軫、再者如赤壁之戰的周瑜，及一身擔蜀漢安危之諸葛亮、近者如敵人聞之喪膽的岳武穆(飛)，而清末曾、胡等人更以一介書生挽大清之危局於覆鼎之中，蓋因在於我國古籍不乏兵學之要；如左傳、孫吳兵法等。而文武合育之傳統思維更使他們在求知過程中惟衍益遠。因此如何重返經典，探尋這個思想源流，即是本文所要論述的重要。
文武合育，有形式者，例如古者所謂奇日習武、雙日學文，或有謂春秋溫文、冬夏練武之謂；有以學習方法來涵育者，例如同為一本《左傳》；事實上，我國歷代名將皆好左氏春秋。不但可從其中習得戰爭之思想，更可從中學得文采之瑰麗與章法。同樣是一本《論語》，不但可從其中知曉聖賢之道，亦可從中學習文采風流，前者得其肉，後者得其骨。此種方式就如同三傳中，《公羊》、《榖梁》中之「春秋微言大義」一樣。因此針對文武合育之觀念，本文擬就教學方法，舉左傳、論語為教材，申舉如何舉文武合育之目標，以不同之教學方式來完成之，蔚為本文之重心所在，並於後半部論述之。
周代貴族子弟大體上都受到六藝的教育，這是有事實為證的，僅舉春秋時期在將近三百年的時間中，就發生四百八十三次戰爭，在封建體制中，執行此項攸關政權存亡的當然是貴族本身，因此若無武事者定不可能在那種動亂時代中存活下來？《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晉魏犨因違背晉文公軍令致胸部受傷，文公派人探視其傷，若重則殺之，不然則基於惜才理由而存活之，史載魏犨見使者來，竟能負傷「距躍三百，曲踊三百。」可見彼等之強悍與健壯。但徒力是不能服人的，必須兼具文德，所以在前述晉文公選中軍元帥，趙衰推薦卻榖之理由竟是「說禮樂而敦詩書」。封建秩序中的士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文化中陶冶出來的。
禮記「王制」篇中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從這些事實，可見在當時文武不但不能分開，更是貴族子弟教育中的重要內容。今人錢穆先生《中國歷史精神》〈中國史上的國防〉，有一段話更可為這論點提出有力說明：「自古以來，中國的將官，本都是文武合一的，最高的將領大都是文人，所謂出將入相，在外立戰功，回來可以當宰相。這在唐朝前期，幾乎成為常例。……所以這也決不是軍人干政，只是當時之文武不分界線而已。……直到元朝，始有文武官職之分。明代的銓選制度，也分為兩部，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文武遂此劃分。」
為了進一步闡明這項論點，我們再引《孟子，萬章》篇中，公父文伯曾對士的描論如下：「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從講貫、習復、計過等各種活動顯示士所受的各種知識活動。而我國古代文化的特色主要表現在禮樂傳統之上，孔子即曾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但為了在那種動盪時代中定威取霸，光有禮樂是不足的，因此軍功遂成為國君賞獎之重要依據，《左傳》哀公二年趙簡子伐鄭誓詞中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
其後最有名者莫如創湘軍不世之功的曾國藩，當其丁憂其間，以一介書生奉命辦團練以平太平天國之亂時，深覺用兵非其所學而遑遑不可終日，但隨之一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者禮樂文教聖賢之教也；戎者定國靖亂之道也，先哲本不分教，散之於左氏春秋、孫吳兵法之中，斷視如何存乎一心而已，遂深入研討之，終使一介書生搖身一變為身繫大清半壁江山之中興名臣。本文不厭其煩旁徵博引各種史料，其目的無非在提示文武合一之教育，本就是我國優良之傳統，今日重倡之，不但有恢宏先人之德意，更有以為時用之效！
但目前一般中文教育，泰半僅止於文言翻白話，頂多再加上作者背景說明等而已。此種皮毛式之教育本就非正統教育家所苟同。因為所謂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其實就已說明了中文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文章中義理之領悟，再求章法之臨摹，最次者才是古人注疏之工作，即今人文言翻白話之活兒。而人師經師之分別，何嘗不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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